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设定为共时平面若干普通话常用词以及常用构式，并主要关注两者的语义或功能；其研究宗旨可以概括为“共时现象、历时探源、功能解释”，即从历时角度追溯源头。明清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历时探源的重点可以放在这个阶段的汉语史。包括交际在内的语言使用，是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从功能的角度解释语言演变，是目前较为广泛的研究取向，也是解释现代汉语共时语言现象的重要切入点。基于此，可以发展出一种新型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
共时描写与历时追溯相结合
吉翁（Talmy Givói）在《历史句法学和共时词法学：人类学家的田野之旅》（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eologist’s Field Trip，1971）一书中提出，要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这一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1916）所树立的共时—历时相对立的研究范式。吴福祥《汉语历史语言研究的目标》（2005）、穆拉维斯基（Edith A. Moravcsik）《语言类型学导论》（Introducing Language Typology，2013）等文献，重提要把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强调语言的共时分布是语言结构历时演变的结果。
在中国，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句法学和历史语义学，其目标是描写和解释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常用词和常用构式语义或功能的形成历程。新型历史句法—语义研究，需要在精读断代可靠、口语性强的同时文献基础上，广泛利用各类数据库（如“数位深耕计划”汉语历史语料库、汉达文库、朱氏语料库、汉籍全文检索等），并借助技术统计与人工研判的合力，描写出常用词和常用构式的分布（包括语体变体、地域变体、社会变体等信息）和语义（或功能）特征。并且，结合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分析手段和词频统计方法，从历时角度追溯汉语常用词或常用构式的语义（功能）在某一阶段的分布情况，以及在某一长时段形成、传播的动态过程，能够展现该常用词或常用构式语义（功能）的“前世今生”。
句法结构与语义演变相结合
以往，语言学研究者通常把“句法学”和“语义学”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而从事静态研究：前者研究语言的句子构成规则，后者研究语言的意义。实际上，很多词语和构式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同某些特定的句法结构紧密相关。比如，“君子”和“小人”本来是中性的指称义，之所以演变出今天褒义词“君子”和贬义词“小人”，是由于这两个词语往往出现在具有对比关系的并列复句中（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实词的案例。又比如，梅广在《上古汉语语法纲要》（2018）中指出，“而”本来是联合命题标记，根据所出现的语境存在并列连词、连贯连词、递进连词、转折连词等功能。先秦以后，表转折连词的功能“一家独大”。该语法化过程，同汉语史上复句由“联合结构”到“偏正结构”的演变大趋势紧密相关。这是虚词的案例。诸如此类的句法限制语义演变/语法化的现象并非个例，因此要对此前割裂句法、语义的研究进行某种程度的纠偏。
此外，将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相结合，也符合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取向。按照拜比（Joan Bybee）《语言演变》（Language Change，2015）等文献的观点，语言是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因此，语言研究应秉持一种联系、系统、动态的立场。新型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希望打破学科领域的隔阂，将句法学和语义学结合起来，从动态视角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研究句法结构对语义演变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研究在语义演变的过程中，句法结构是否也要与之适应。
前沿理论与现实诉求相结合
这里的前沿理论既包括基于语言使用的语言观，也包括数字人文的技术观。基于语言使用的语言观，是目前语言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牛津在线书目》（Oxford Bibliographies）和《牛津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分别收录的同名文献《基于使用的语言学》（Usage-based Linguistics）论之甚详，而体大思精的著作则当属巴洛（Michael Barlow）和凯默（Suzanne Kemmer）主编的《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2000）。无论是克罗夫特（William Croft）在《解释语言演变：演化的观点》（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2000）中所说的“语言本身不会演变，人们以其使用改变语言”，还是迪赛尔（Holger Diessel）在《语法网络：语言使用如何塑造语言结构》（The Grammar Network: How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Shaped by Language Use，2019）中宣称的“语言使用塑造语言结构”，都确切表明：语言使用在解释语言演变过程中能起到巨大作用。作为语言演变分支的句法演变和语义演变自不例外。因此，在充分描写共时层面常用词和常用构式基础上，详尽追迹它们各自的渊源流派之后，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探讨交际双方（言者和听者）的动因和机制，也就成了“呼之欲出”而“水到渠成”的事情。
作为一种技术观和方法论的数字人文，已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实际上，数字人文在语言学领域也可“大展拳脚”。数字人文与语言学研究曾经关系密切。且不说数字人文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开创的计量语言学，而其真正的实践也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布萨（Roberto Busa）对《圣经》所从事的包括词频统计和词汇标注在内的语言学工作。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者“渐行渐远”。现在，我们要乐观认识到，两者仍有沟通的机会，而数据库语言学则是沟通得以可能的重要“桥梁”。数据库语言学的基本假设有两点：一是封闭的语料库是一个有机体，包括词汇、构式在内的语言单位在其内部产生、成长、兴盛和衰亡；二是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语言单位的出现频率是语言社团使用的具体表现。比如，可以利用较为成熟的词频统计模型（如N-gram），计算共时层面汉语的活跃词语和构式；也可以利用词频统计，刻画这些词语和构式在历史语料库中从产生到发展的传播轨迹；还可以借助可视化手段，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远观”（distance reading）。这样将关键词搜索、语法标注等费时劳力的工作交由机器处理，则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发掘出更多、更新、更富价值的历史句法、语义知识。这里的现实诉求是，解决汉语常用词和常用构式的分布问题和溯源问题。语言使用观和数字人文相结合，能够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方案。
此外，新型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还需要个人特长与团队协作相结合。在学科内部划分越发细密甚至琐碎的今天，看上去越来越精密的研究，可能反倒距离真理越远——因为若陷入精密研究困境，可能由于缺乏系统观和整体观而“一叶障目”。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能够精诚合作的研究团队，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攻克语言学上的“顽疾”。比如，关于句法结构制约语义演变的问题，若没有句法学和语义学领域学者的通力合作，该问题将会迟迟得不到解决。而数字人文领域的专家加盟，带来的可视化手段、词频统计工具等，则能够很快呈现语言单位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语言单位与历史、社会、文化事件的相关性，这会丰富语言学研究的线索，提高我们对于语言学现象的解释能力。因此，新型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需要历史句法学、历史语义学、数字人文等不同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要改变目前单兵作战式的研究生态，则应具备包容开放的心态以及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接纳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包括基于使用的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及数字人文的技术观等不同研究理念。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新型汉语历史句法—语义研究的目标：针对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和常用构式，进行“共时现象、历时探源、功能解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智时代中国古籍基本知识表示及构建研究”（22BTQ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