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这一历史进程，将欧洲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科学体系注入新的思维方式与发展契机。按时间顺序，明末清初至耶稣会解散时期是西学东渐的起始阶段，也是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萌芽时期。这一进程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进入了更为深入和复杂的阶段，此时西方科学观念已不仅是传统知识的引入，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力量。而民国初期至五四运动时期标志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一个新阶段，科学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擎。
一是以学习欧洲科学知识为基本主张的西学东渐。大航海时代，西欧国家通过远洋航行、探险和殖民活动，开始与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联系。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麦哲伦于1519首次实现环球航行。16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宗教等在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下传播至中国，而耶稣会士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主要传播者。作为神学的辅助学科和科学的先导，自然哲学在传教过程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使中国与欧洲科学有了直接接触。16—18世纪正值欧洲科学革命之际，其科学知识得以积累并形成新的科学理论，加之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掌握新的科学知识，他们来华传教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科学传播”。
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知识多由耶稣会士传至中国。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相较之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放缓，加之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新的科学技术，这为引入西学提供了条件。数学、天文学、军事技术、物理学、绘图学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不仅满足了中国历法改革、铸造铳炮以及绘制版图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还与中国经世致用思想相契合。到了19世纪初，在华传教士创译了400多部著作，半数涉及基督教，三成与欧洲科学技术有关，其余涉及西方制度和人文学科。其中，西学东渐对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类似于之前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涌现出大量新词汇的现象，明清时期西学传入同样催生了许多新词。除了人名、地名等音译新词，许多现今耳熟能详的科学名词都是通过意译而来，如赤道、地球、直角、重心、视力、空气等。
然而，明清之际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扎根，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只有少数士大夫阶层接触了欧洲科学，所以西学未得到普及。其二，中华文化体系高度发达，现代科学难以动摇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换言之，虽然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欧洲科学技术知识，但在思想上未受到显著影响。其三，尽管欧洲科学技术知识不断传入，但中国未能对其进行钻研和提升。明清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足，缺乏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条件。其四，雍正朝廷对罗马教廷禁止“利玛窦规矩”的行动感到不满，因此颁布了禁教令。这当然终止了传教活动的进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学传播的中断，使中国变得更加闭塞，错失工业革命的良机。这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现代科学未能在当时的中国生根发芽。
二是以“中体西用”和制度变革为指导思想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之前，由于禁教政策影响，来华新教传教士转移至东南亚为华人宣讲教理“南洋神学”并介绍“南洋西学”，为日后入华传教做准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但终于也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力、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深入了解西方。林则徐组织编译《各国律例》和《四洲志》，探求西方军事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船舰、大炮并加以仿制。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系统讲述西方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进一步开国人之眼界。他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主因在于中国军事技术的落后，所以谴责顽固派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腐朽思想，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1860年，大清朝廷开始推进洋务运动，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认识西方的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教育制度、创办军事及民用工业、建立海军、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引进了先进科学技术和工具，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体西用”思想重在实用，却未真正关注西方学术思想。事实上，“中体西用”的前提是肯定封建专制统治，其目的在于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在维新变法初期，外有西方资本的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使得民族危机意识进一步加强。此时，一些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等）在政治上倡导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实现商战救国。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同时，为引入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国积极派遣外交使团（如庚子赔款使团）和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派遣洋务官员前往欧洲考察，对日本人所著的西学著作进行了转译。这使得大量有关军事、造船、矿业、交通、医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方知识涌入中国。然而，尽管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器物，却未能同步改革封建制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破产。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观念。政治经济制度变革成为他们推动西学东渐的思想基础。从此，西学东渐似有呈现出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的趋势。
三是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原则的西学东渐。20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民族平等和反帝思想的兴起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涵。这一时期，西学东渐更加关注西方思想和文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变革，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也成为学习欧洲科学知识的重要方式。除了继续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外，中国还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以便国内学者更轻松地接触西方科学思想和研究成果。同时，中国积极组织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科学家来华进行实地研究，开展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以促进中外科学家之间更加深入的交流。这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中外科学领域的互动与合作。
同时，西学东渐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关键词。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倡导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明，强调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民主与科学观念的推广，不仅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从整体上看，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理念和制度、文化与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和法治观念、社会观念等，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也体现了彼时西学东渐的作用。随着20世纪中后期至今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西学东渐的内涵逐渐扩展，更多成为全球范围内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代名词，为各国社会带来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传播，同时也促使各国在文明交流中实现了更加多元和开放的社会发展。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遇到外部威胁时的态度总是先认清威胁的本质，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融入国家认同之中，化未知为已知，化威胁为力量。正如1世纪左右佛教由初入中国时的威胁逐步融为中华文化和民族认同的一部分，中国在19世纪中叶猛然目睹西方的科学技术优势时并未退缩，而是再次选择学习竞争对手，以借其力量实现自强。虽然当时中国在军事上的弱点和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可能是推动变革的直接原因，但在表面之下总有一种更微妙的力量为中国的变革和转型铺平了道路。从概念内涵的变化来看，西学东渐经历了从重视器物、变革制度到砥砺思想的嬗变，标志着科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深刻融合和发展。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这既是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采取的一种经世致用的态度，也是中国在缩小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时使用的一种手段。需要提及的是，传教士在传入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文化介绍到了西方，这又涉及“东学西传”和“西学中源”之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