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1810—1882），字兰浦，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是晚清岭南的著名大儒。他入京会试七次不第，后绝意仕途，专心著述讲学，著有《汉儒通义》等。陈澧曾“泛滥群籍”，“中年读诸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尤好读《孟子》”，其学术声誉不仅享誉粤中，而且日益名震岭外。作为一个深受儒学熏沐的典型儒家知识分子，陈澧主张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归宿，以著述和教学作为“入世”的途径和策略，实现自己儒者的人生理想。但在广泛的学术研究之余，他也曾积极进行佛道思想的探讨，特别是佛学，在与友人书信、序跋及读书札记中时有论及。

　　陈澧曾获友人戴望所赠著作《论语疏》，后者曾提及“汉、明诸儒杂于释老，欲辑其粹言为一书”的想法，陈澧就此与之展开儒学与佛道思想互相影响、融渗的探讨。他敏锐地捕捉到儒学与佛学这两股不同思想流脉的合流互渗关系，指出“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并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来审视佛道思想与学术的离合，“学术未有久而不变者”。在追溯这种“流变”根源时，陈澧认为，“自东汉时，佛法入中国，至唐五百余年，其势不得不变。且唐以前多胡僧，唐以后则皆华僧，当其未出家时，固尝读儒书矣。即不识字，不读书，而所见所闻，皆中同之俗，儒者之教，后虽学佛，不能尽弃”。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后世历代文人无不皓首穷经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但“汉季而后，篡弒相仍，攻战日作，夷狄乱中国，佛老蚀圣敎”。佛教经过南北朝的普及和隋唐的辉煌，到宋代时已完全世俗化，融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渗透侵蚀着世俗人心，虽然“经学不衰”，儒学的正统地位无法动摇，但诸多从小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文人在经历了官场的沉浮偃蹇之后，头脑中儒家的入世精神向佛教的出世精神妥协，佛教追求精神自由，摆脱名利权情甚至超越生死束缚的观念，带给尘世劳顿的文人以愉悦轻松的精神松绑，于是儒家文人由外求逐渐转向灵魂层面的内求，儒、佛成了文人思想三驾马车中重要的主次两翼：顺达之时，“干名求位”，穷困时即逃禅避世，于佛禅中“息心遣累”，安顿身心。

　　陈澧认为，儒释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不独佛学侵入到儒学精神之中，儒学对佛学也是有所渗透的。他列举粤人大鉴禅师的《坛经》之偈：“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直陈“此与儒者之言无异，殊不似佛偈。其余所说佛理，亦有同于儒理者”。明明是阐扬佛理禅机的佛偈，偏偏读来一副儒者声口，忠孝仁义，谆谆诲人，可见此时的佛禅已是儒化、世俗化了的佛禅，充分实现了儒佛的互补。

　　关于“儒释合流”的原因，陈澧论析道，“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涂。故唐以后，儒佛之说，有混然而不可分别者，所谓弥近理而反乱真”。儒释出于对自我思想体系的理性认知，在对比观照中认识到自身的弊端并发现对方的优长而试图矫正互补，以弥合修正自身不足：儒家太过唯“物”（外物），于意识心灵的探寻方面太过“粗浅”，佛家于心灵世界则趋于精微而太过唯心。二者的弥合打破了各自的“我执”而显得圆满，以至于陈澧感慨“诸儒之说杂于二氏（释老）者不能辨别”。

　　陈澧曾追溯中国本土佛学思想的萌芽与源头，认为“《列子》乃中国之佛也”，并以黄庭坚、朱熹类似的观点及类书《子史精华》专列《列子》于“释道部”为佐证，“黄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册》云：《列子》书时有合于释氏，《朱子语类》云佛氏之学亦岀于杨，又云《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卷一百二十六），《子史精华·释道部》采列子、庄子同于宗门者十余条”。陈澧的这一发现缘于著述《东塾读书记》时，对自己最喜爱的《孟子》的阐发和追索，“近著《读书记》，多发明《孟子》，因而考杨墨如何，欲知杨氏之学，故考索于《老子》《列子》”。他很认同黄庭坚所认为的“《列子》有禅学”的观点，指出“中国之佛，乃列御寇，僧惠能也”，“《列子卢重元注》，全说佛敎”，认为《列子》中言“古今无穷，上下四方无穷，天地只一小物，然则一身如微尘，百年如一瞬，其空之易易矣”，与佛家思想并无二致。

　　顾欢《夷夏论》中云：“佛是破恶之方，破恶则勇猛为贵”，对此，陈澧极为认同，“圣人之道曰中庸，佛之道曰勇猛”；“吾圣贤之书曰：‘无故不杀，此饮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肉食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肉食而不敢滥杀，然而合于饮食之道矣。吾圣贤之书曰：‘乐而不淫’，此男女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不婚配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虽婚配而不敢纵欲，然而合于男女之道矣。吾圣贤之书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死生之道也。佛虑人之不能然也，于是无故而捐其首，割其肉焉。人学之而不能至，则于其当死而不敢爱死，然而合于死生之道矣”。

　　陈澧认为佛家以决绝之心把儒家的食色生死观践行到了“不可学”的极致，故谓之“勇猛”：“夫人之情，甘食悦色，爱生恶死，佛亦岂有异焉？而独矫其情，为人所不能为，绝人所不能绝，故曰猛也。且佛非不知人之不能学也，亦未尝必欲人之学之也。使人人学之，则人类死绝。佛愿物之生，必不愿人之死绝，明矣!以为使人与物各安其生，则我自甘于死绝焉耳，故曰猛也。”因此圣贤人人可学，而佛却“不可学”，仅极少数人能做到。

　　要之，身为学海堂学长、“东塾学派”的创立者，一方面，陈澧儒学思想深受阮元提倡的朴学影响，而又能融通汉宋，是晚清岭南学术变迁历程中的“枢纽”和标志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对于“高妙简易”的佛学亦曾深入研索，还特别吸纳了佛学“以郁为达也，以空为纳也，以沈为拔也，以閟为豁也，有触而忽发也，有叩而忽答也”（陈澧《沈伯眉词序》）的相对论和辩证法。可见，他所持有的佛学可看作儒学有力补充的论断，不仅是诸多前贤的思想实际，同样也在他身上得到了践行和验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