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高度关联，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升华，对文化的深邃思考必然包含着对文明的深沉叩问。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的高度，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什么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怎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创新，具有深厚的文明论意蕴。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

　　作出原创性贡献

　　探究文明起源，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长期以来，西方根据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特性，把“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判断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但这一标准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如中美洲玛雅文明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据唯物史观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提出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加强，出现王权和国家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认识，最终实证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得到了世界公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扬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理论，到实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再到为人类起源研究提供中国方案，表明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已经在超越追随走向自主、超越特殊走向普遍中迈向了对原理的构建，在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同时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守正与创新中

　　巩固中华文明主体性

　　推动文明发展，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一种文明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性的守护和彰显。所谓文明主体性，是指处于某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样式、共享某种文明形态的人们，对该文明的历史根源和时代方位具有清醒认识，对该文明的信仰追求、道德规范、价值精神具有深刻认同，对该文明生命力、创造力具有自信态度。任何文化和文明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遭遇的重重危机的实质是文明主体性的危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对文明复兴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重建文明主体性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的接续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古老的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文化自信和文明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带领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在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中巩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坚持“魂脉”“根脉”相互贯通，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搞“西天取经”，也不迷信教条本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自主性和理论性自觉不断增强。在发展道路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在价值立场上，对内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价值虚无主义思潮、警惕“普世价值”的圈套，在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提升中华文明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建设文明社会，要坚持扬弃与超越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把文明界定为人类脱离野蛮蒙昧的社会状态，并按照经济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状态来判断人类文明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包括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它们分别对应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资本主义是同时创造社会文明又制造社会野蛮的矛盾体。在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也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了变革中国社会、重塑中华文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新就新在：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彰显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另一方面，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中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孕育新的文化生命体，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注入强大动力，为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活泼有序、向上向善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把握文明国家，要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统一。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民族国家是1648年欧洲各国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理念和实践，其把主权、领土和人民视为民族国家的三要素，主张以某一主体民族为基础的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这种民族国家观也成为凝视非西方文明的重要视角，具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性质。不可否认，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日益加深，中国处理夷夏关系的方式不再适用于新的对外关系形势，这在客观上倒逼中国的“天下”国家形态做出改变，凸显疆界意识、国族意识、主权意识。但是，不能把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简单套用到对中国的国家形态的理解上。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阶级观和国家观同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体现。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尽管在生存环境、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其在治理形态上注重“天下一统”，在社会关系上强调“天下一家”，在道德价值上追求“天下归心”，在最终目标上向往“天下大同”，共同孕育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又使中华民族积蓄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形成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和执着追求，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了“大一统”的中国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统一，既维护国家的有机团结和集中统一，又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和平等权利，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深化文明交流，要坚持自主与借鉴相统一。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论”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冲突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并指出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将成为引发冲突的关键点。就整个世界而言，这一理论把文明之间的差异极化为文明对立对抗的根源，忽视了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和共同合作的努力。就中国而言，这一理论按照“国强必霸”的逻辑认识中华文明，忽视了其突出特性及对外交流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天下一家、仁爱正义、和而不同的原则，始终释放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政治善意，充盈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协商智慧，坚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往底线，追求着“万国咸宁”“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为形成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奠定了坚实文化根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尊重不同文明的自主地位、发展路线和特有价值，绝不搞把自己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始终坚持文明的开放性和共生性，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超越冲突隔阂、不断丰富发展，绝不搞骄矜自傲、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和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尊重世界各国文明的特殊价值，既主张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主张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贡献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2ZDA1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