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的“四个重大转变”，即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四个重大转变”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的全面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无论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还是论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关系；无论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还是陆海、城乡、地上地下空间统筹的总体原则；无论是从全局性整体性高度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还是提出全球生态合作共治方略，都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系统观念。

　　从系统内部的要素结构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全方位层级式、全地域融合式与全过程贯通式的内在统一。系统治理理论及其内含的全方位治理观、全地域治理观、全过程治理观，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规律的形象概括。以系统工程方式“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而且为谋划和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至关重要的深远意义。

　　全方位治理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在于其辩证统一性，即生态与生存的统一、生态与生活的统一、生态与生产的统一。依此逻辑，生态文明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强调的全方位建设，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体系和人类文明系统的全面发展与统筹兼顾。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超越分散治理的模式，维护和加强生态文明构成要素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以此实现环境保护生态理性、社会理性与法律理性的高度统一。

　　具体言之，其一，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治理。自然界是各类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往复循环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要素之间唇齿相依、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倘若无视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依循自然系统的内在规律和整体性要求综合施策，就会顾此失彼和相互冲突，不仅会触发污染损害的“级联效应”，甚至还会引致复合性社会后果。循此脉络，作为一个集时代性、创新性和系统性于一身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作为一项总体战略，切实提升生态系统整体性质量，不断为“现代化”赋能“绿色”。

　　其二，生态文明体系的系统构建。生态文明有其自身的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体系，即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原则的具体部署。环境污染往往内生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影响，该“负外部性”影响是人们主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系统构建并综合运用生态文明体系所提供的多种工具或手段，才能连接环境资源本底、经济开发模式、环境保护意识等多重社会因素，真正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其三，人类文明系统的系统建设。从人类文明史高度审视，人类文明系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若干文明要素构成的系统性范畴。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领域的具象化表达，生态文明同文明系统是种属关系，既为维护文明系统存续创造条件，又通过文明系统演进实现其功能。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战略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对文明系统内在系统性的科学把握，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内容。

　　全地域治理观

　　“全地域”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空间布局的广泛性，即将生态文明的作用场域覆盖个体、国家和国际等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纾解区域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充分问题。

　　其一，生态环境空间功能协调的系统性。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可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即“三生”空间）。“三生”空间之间是共生共融、不可分割的关系。生产和生活都必须以优化生态空间为依据、前提、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生态空间是有限的，决定着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边界和范围。如若人类触及生态空间的阈值，就会引发生态环境风险。

　　其二，生态环境国内空间结构的系统性。在国内层面上，生态环境治理空间结构主要涉及城乡、区域、流域等复杂关系，涉及不同空间单位之间生态产品的公平分配和生态服务的有效配置。首先，城乡生态融合发展。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建设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这表明城乡功能与空间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推进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健全城乡一体绿色治理机制，已然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应然趋势与实然举措。其次，区域生态协同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污染物减排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难题，须从局部突破到整体联动、从静态管理到动态治理、从低度信任到高度参与的持续升维，将区域环境的各项要素尽收眼底。最后，流域生态整体保护。水的自然属性是整体性、流动性和无界化，水污染具有扩散性、连片性与交叠性等特征。因而，水污染治理是公认的公共事务顽疾。由其引致的外部效应，使得“搭便车”心理和拥挤消费现象极易出现，并隐藏着加勒特·哈丁所谓的“公地悲剧”。因此，流域一体化保护理应成为流域综合管理的发展方向。

　　其三，生态环境国际空间结构的系统性。在国际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人类共同福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呼吁携手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现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意味着世界各国只有重塑生态价值观、生态利益观、生态责任观，有针对性地应对气候变暖、能源短缺、核安全、海洋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才能共筑生态文明之基，真正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全过程治理观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治理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的科学机理予以有机统合，开创了“全过程”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局面。“全过程”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运转程序的完整性，即以环境政策的目标规划、信息配置、议程设置、方案决策、有效执行为实践链条，有序推动污染防控的动态化和精准化，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断点式”治理的超越。

　　首先，全过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保护修复是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大国家战略任务。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全生命周期”理念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一种以公共性为纽带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机制，有助于破解传统修复无序化、碎片化、条块化、短效化等难题。其核心机理在于：一方面，此理念高度关注“人民性”，倡导生态治理中的利益协调、责任分担和资源整合，有利于修正传统自上而下的绩效主义政绩观，更好地推动各级政府部门“眼睛向下”。另一方面，这一观念聚焦“过程性”，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以结果论英雄”的行政发包制局限，有利于提升环境监管的科学化、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

　　其次，全过程推进生产关系的绿色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就其内容而言，包含着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旨在于生产关系的绿色转型，即在实践的王国中大力建构和完善绿色化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分配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最后，全过程保证文明演进的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频共振，到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优势张扬，再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静态性存在，而是始终处于动态演进和发展过程之中，其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展。这种迭代效应既呈现出生态文明作为更高级文明形态的全新特质，还形塑了一套完整的、耦合式的全过程治理观。全过程治理观是一种同时兼顾当前与未来的生态战略性思维，旨在依托“并联式”和绿色化（生态化）相统一的方式梯次推进文明形态的可持续演进。

　　综观纵览，这三个方面相互耦合、相互确认，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全过程贯通式的程序链条，避免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陷阱”。

　　（作者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