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标识性符号之一，太极、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规定了中国武术身体技艺的内在逻辑。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是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的结构和辩证运动，太极是阴阳的互分、互变与相合。所以，在《易经》中形上之道即其所谓的“太极”，其中的“太”字在《广雅·释诂》中称“太，大也”，“太”是“大”的引申义。而“大”在《说文》中为象形字，即象直立的“首、手、足”，皆具人的身体形状。因此，基于词源学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形上之太极也即形下之人身。由“形下之身”达致“形上之太极”，即“下学上达”的真实存在。因此，这里的身体之“身”，已不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血肉之身，而成为经由现象学还原的不折不扣的“化身”和“道身”。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武术中不仅有“象形取意，以意取势”的象形拳、“刚柔相济、内外一如”的太极拳，还有“三行三势，三空三合”的八卦掌、“五行相济，内外相合”的形意拳。这些充满智慧的拳术不仅强调习练者要有“返身”“修身”“贵身”的生命精神，更是强调要时刻遵循“师法自然”“象天法地”的身体实践与文化品格。

　　张再林先生在《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一书中指出：“古人的身体既是一种‘先天之身’，又是一种‘后天之身’，最终乃为一种‘天生之，人成之’的‘天生人成’之身。” 自古而今，中国武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形成了庞大而多样的拳种体系，令世界叹为观止。具体而言，这种“叹为观止”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玄妙理法”；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练化方式”；源之于中国武术的“体认路径”；源之于中国武术的“磅礴之气”；源之于中国武术的“亘古追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武术为什么会被诸多学者称为一种指向艺术的文化、享受过程的文化、实现教化的文化、促进健康的文化等。正是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中，中国武术之“身”被打上了“以文明身”的中国文化印记。

　　第一，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符号。随着“身体”在哲学视域中的凸显，它必然带来我们对中国武术思想认识的全新改观。所谓“断然进取而见为吾身”，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谓“行不远身，行之本也”，所谓“验之身心，体而行之”，所谓“师法自然，阴阳为拳”，所谓“拳法变幻，而理为一”，所谓“以形求理，追求理通”，凡此种种，无不强调了作为“拳”之载体的身体所具有的“文化”性。即是说，中国武术中的“四击”“八法”“十二型”等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对“先天之身”的文化性改造以及契合中国文化属性的“后天之身”的完成。如果从“近取诸身”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中国武术往往将“身体”及其“行为”作为运行逻辑的出发点。由此，也就构造出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样一种“即身而道在”的文化符号系统。其中“太极”的本体是“身体本体”，“两仪”是身体对立统一的“立身之所”，“四象”是身体运行的“具体取向”，“八卦”则是具体的“身体形象”。故，在这样的文化世界里，中国武术无不追求“松紧自然”“张弛有度”“螺旋圆转”“八面支撑”“起承转合”“上下相随”“行云流水”“势如破竹”“意气合一”“刚柔相济”的运行逻辑，这些可谓都是中国文化的身体表达。细思其意，皆是“以文明身”的“符号化”的技艺彰显，具有一脉相承的“无间古今”的体认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

　　第二，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智慧。一种思想史的考查表明，受中国文化的实践智慧影响，中国武术的涉身化演绎可谓打上了鲜明的中国智慧烙印。所谓“感应交织，重重无尽”，所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谓“与时偕行，见机而作”。凡此种种，无不深深地体现出了一种“一切以身体为准绳”的中国式的实践旨趣。因为，无论是从技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演练的角度来看，中国武术无不注重身体的“不思而知”“不虑而能”的默会之知。所谓“术极而可以道化”，由此形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形下与形上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的“化境”之势（《至武为文》）。可以肯定，中国武术技艺之知的最高境界为“化身艺术”，这种“化身艺术”得益于中国式的“body mind”，它与中国哲学中的“可能”“必然”与“偶然”紧密相连且密不可分。笔者在《对“拳之势”的智慧论绎》一文中指出：“‘演练出具有意象美、意境美、程式美、暴力美、韵律美、味道美以及看不见的武术套路之美，需要习武者不仅要有‘知几达本’‘感而遂通’对‘几’的认识与把握；还要有‘明理求象’‘持中守成’对‘数’的认识与把握；更要有‘乘时因势’‘神而明之’对‘运’的认识与把握，它们无不彰显了一种中国智慧的身体表达。”可以说，中国武术中“人身虽小，却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可被视为该身体的生动的体现与化身。

　　第三，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进阶。“一元统天而万化生于身矣”一句，高扬出了“身重则道重”的现实意义。所谓“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所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这些皆在强调中国武术之练是一个身体不断进阶的过程。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武术之“练”由简单的“内练”与“外练”之别演变为“招熟—懂劲—神明”的逻辑架构。笔者在《慎独：中国武术“练”之核心要义》一文指出：“中国武术之‘练’是以习武者的‘身体’为坐标的，在进阶的‘招熟—懂劲—神明’过程中，对‘招熟’之‘精’与‘通’的追问需要习武者具有‘自省自明’的体认之知；对‘懂劲’之‘辩’与‘证’的追问需要具有‘慎之又慎’的度己之知；对‘神明’之‘敬’与‘养’的追问需要具有‘诚之又诚’的戒惧之知。三维度之间须臾不可分离，共同建构起了武术之‘练’与‘慎独’的内在逻辑。从实践智慧来看，习武者唯有做到直觉之知的默会体认与向道而思的逆觉体证，才能真正掌握武术‘练’之‘道枢’，从而达致‘道通为一’的境界。”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武术“身即道”的探索过程正是“以文明身”的烙印过程。对于习武者而言，“千万年只是当下”，一分一秒就是一生一世，他们不会停留于空洞的预言，而是持之以恒地付诸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探寻“一招一式”的“术”与“法”“理”与“道”。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日用即道”的航道上才使得习武者真正扬起了自己的精神风帆。

　　第四，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伦理认知。“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出于“易经”的哲人发思，一语道破了中国武术对于人之存在的真实关注。《初学条目》指出：“学拳宜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心平气和，善气迎人。学拳宜做正大事情，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之道，中国武术始终遵循“岂惟思虑？躬以达之。功深力到，大体可明”的德性实践。为此，在中国武术中，一招一式的举手投足、起承转合无不蕴含着种种社会规定以及伦理道德意蕴。所以，王岗教授在《中国武术的文化要义》一书中这样写道，“‘不打’是‘打’在境界上的超越，是武术技艺的终极追求’。因此，对于武术‘打’的超越便是习能‘打’之术而求‘不打’，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启迪”。这种“以文明身”的中国武术伦理思想，可以继续用“文武兼济”的理念进行深揭之、开显之。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已经表明中国武术“文武兼济”思想的真正确立。它致力于道德践履的生活深处，在“成人”“成己”的道路上，与西方伦理哲学可谓截然不同。

　　第五，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功夫论。耐人寻味的是，从功夫论来看，武术之“道”虽不可言说，但这种不可言说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付出更多的功夫去关注“作”的层面。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武术的身体行为既以身与心的统一为其特点，这种“身心统一”的背后则蕴含着各种具体的思想与观念的支撑。因此，“由术及道”的追求与实现，不仅需要“知与行”的有机统一，还需要“手与脑”的有机统一，更是需要“作与思”的有机统一。这些相互统一的关注不仅是实践智慧的彰显，亦是“体用一如”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的身体揭明。所以，中国武术强调“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日积月累与点滴石穿。因为，只有这样武术之练才能由功夫论达致本体论的高度与境界，才能将身体活动的“既有典常”且能“唯变所适”的能力得以完美呈现。从本体论的视域来看，武术之“道”属于“难以言说”的默识之境，然而它却需要具有综合性或系统性的身体之“术”进行说明与演绎。所以，“本体”与“功夫”相对，两者之间具有着内在的相通性。“道”虽不可见、不可计量，难以触摸，但倚于人且可见之“术”却可以计算、可以测量，可以触摸。由此，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极为复杂且缜密的微妙联系。它由功夫而本体，由经验的、操作性的、形而下的、具体的的实践过程，逐渐上升至形而上的本体论高度。

　　至此，中国武术“以文明身”的身体符号、身体智慧、身体进阶、伦理认知、功夫论五个维度，可以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国武术不啻为一种“美”的身体养成，也是一种“下学上达”的极为呵护身体的生命之“术”。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武术中‘势’身体哲学论绎”（17YJC890011）、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西安回族武术家形象塑造及价值研究（1919—2019）”（20JY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