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原典”是经学史上的一种现象，根据林庆彰的解析，“原典”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蕴含颠扑不破的确定性常道，以及高明的写作技巧。“回归”则有两层意义，一是以原典作为尊崇和效法的对象，用经典来规范社会及人伦秩序；二是以原典作为检讨的对象，详细考辨原典是否与圣人有关及其原始面貌。前者是要回到经典本身，从经典中去体会圣人之道；后者旨在分辨真经与伪经，然后以真经作为衡量义理与是非的判准，如清初学者的考辨群经和晚清康有为对古文经传的辨伪。而20世纪初的疑古辨伪和整理国故运动，则是要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进而消解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现象表明，无论是尊经，还是疑经，人们往往是在回归原始经典中，寻求思想创造的源泉或思想解放的理据。
如果单纯以回到经典本身来定义“回归原典”概念，这只是对经学思想演变的一种现象性描述。其实，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最根本的宗旨是要回到秦汉以前的经典，然后从中选择若干的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证明其赓续圣人之道统，内含确定性的常道，然后将其升格为经书，并与六经组成新的经典系统。从西汉的五经到东汉的七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再到宋代的十三经，皆是如此。这表明，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均可升格为“常道之经”，故原典的范围不限于六经。如果不局限于经学领域，通观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们发现，“回归原典”是传统思想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魏晋玄学的兴起就是回到易、老、庄，以此组成“三玄”经典系统，并据此讨论本末、有无、体用、言意、天人关系、自然与名教等问题，从而融通儒家经学与道家思想，实现经与子的互动，原典的范围亦因而扩充至诸子典籍。
乾嘉以降，一方面因清儒对经传的辨伪消解了儒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因汉学与宋学之争解构了“四书”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了十三经系统的合理性。于是，乾嘉学者尝试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由此建构新的经典系统，借以解除经学的危机。如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及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构想，就是通过回归先秦两汉的经典，然后从中选择若干代表性著作，赋予其经书的名义，并与六经相配而成一个新经典系统。这种扩展经典系统的构想，刘恭冕称之为“广经”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段、刘、龚等所选取的经典中，除了属于解经类传记的《大戴礼记》及儒家类子书的《荀子》《春秋繁露》，还包括《国语》《逸周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字书《说文解字》、地理书《水经》以及属于子部道家类的《阴符经》《弟子职》和算法类的《九章算经》《周髀算经》。此外，集部中的《楚辞》也被纳入其中。由此可见，他们所理解的经典已经超越了经部及子部儒家类的范围，乃扩展至史部、子部和集部的典籍。他们重建经典系统的方法表现为维新式的，而非革命式的，即新经书的升格并不以否定旧经书为前提，新经典系统是在旧经典系统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不是要彻底地颠覆六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的冲击和今文经学家对古文经传的辨伪，传统的经书信仰渐趋失落。于是，晚清经学家所面对的，不只是经学是否有效及如何经世致用的问题、经学能否转型及如何应对西学的问题，还有如何重建经典系统以维持经书信仰的问题，这是解决经学危机的关键所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打破了“十三经”系统，《孔子改制考》则重新确立了孔子及六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康氏撰写的《论语注》《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春秋董子学》等，旨在阐发六经的微言大义。这五部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是用来配六经的，犹龚自珍所谓“六艺之配”，由此组成一个“六经五记”的经典系统。章太炎则是师法韩愈的《原道》篇，建构了一个传道谱系，即文王、老子、孔子和庄子，章氏称他们为“域中四圣”，四圣所代表的著作《周易》《老子》《论语》《庄子》等，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一贯之道是“无我”。这四部经典是在魏晋“三玄”的基础上增益《论语》而成，我们暂且称之为“四玄”经典系统。从思想的渊源看，康有为、章太炎或是远绍魏晋的“三玄”，或是效法宋儒的“四书”，或是近承乾嘉的“广经”理念，都以回归原典的方式建构了新的经典系统，并据此阐发新的经学思想，以推动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
那么，近代以来的回归原典运动表现出哪些特点，给予我们何种启示？概括而言，一是“改子为经”。前述段玉裁、龚自珍和康有为、章太炎等所建构的新经典系统，其中均包含秦汉以前的诸子典籍，他们将子书升格为经，用三国吴人阚泽的话说，就是“改子为经”，由此组成一个江瑔所谓的“子中有经，经中有子”的系统，表现出“经子一体”的特点。二是维新。如前文所述，他们的新经典系统并不以否定六经为前提，章太炎虽然没有完全保留六经，但他依然尊崇六经，视其为确定性之常道。三是论证新经典系统的一贯性、典范性与现代性。一贯性说明经典的思想是相承、相通的，典范性说明经典承载着确定而恒常的道体，现代性说明经典具有致用的价值，可以为社会与人伦秩序的建构，提供一定的精神要义。不过，正如“三玄”和“四书”的成立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亘百余年，乃至三百余年才被普遍地认同。故近代以来的种种新经典系统之构想，亦惟待来者之拣择而已。
如果说20世纪是经学中衰之期，那么，21世纪以来，设立经学学科的呼声逐渐扩大。只是，如何构建当代经学的思想体系，是回到今文经学的传统，还是赓续古文经学的学脉，抑或是从宋明的“四书”学接着讲？人们的意见可能不一。近代的回归原典运动提示我们，应该超越今古文经学之争，摆脱汉学与宋学相对立的思维，进而思考经典系统的构建问题，并依托新系统而致思于今古文经学及汉学与宋学，乃至经学与诸子学的调和与融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近代诸子学与经学关系研究”（17CZX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