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钧曾称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的确，马王堆帛书《周易》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其中，帛书《易传》六篇大都成书于战国时期，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之前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战国易学的第一手材料，极大拓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我们知道，战国易学在易学史上地位特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继承了孔子所开创的解《易》思路，而且对两汉易学影响深远，进而奠定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和旨趣。本文试以帛书《易传》为主要材料，研究战国易学的特点：一是不言占筮，观其德义；二是重视阴阳五行，并以之解《易》。

　　不言占筮，观其德义

　　殷商至西周，占筮是主流预测方式，凡国有大事，必占筮以问吉凶。《尚书·洪范》第七畴曰“明用稽疑”，其曰：“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可知，卜筮在当时是君主决疑的手段和工具。然而，这种流传已久的卜筮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彼时占筮虽尚流行，但根据《左传》《国语》等材料的记载，同时也出现了“不烦卜筮”的思想倾向，主张遇事应先以心志进行判断，而非求助于卜筮。例如，《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巴人伐楚，按例楚国应当卜帅，即由占卜决定谁帅军出战，但楚惠王说公孙宁向来“如志”，就由他帅师，不必卜问了。其中提到“圣人不烦卜筮”，应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认知。

　　另外，在当时的筮例中还出现了以德义解《易》的思想倾向，反映出时人已对占卜那一套建立于鬼神信仰之上的预测系统产生怀疑，传统的卜筮之术面临着挑战。《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穆姜占筮得艮之随，史官认为要赶紧出奔，穆姜却认为虽然随卦卦辞是吉利的，但是只有具备“元亨利贞”四德的人才配享此吉兆，自己参与动乱，于德有失，即使占得此吉卦，也难逃惩罚。此即“德占”，断定吉凶更多考虑人的德性因素。朱伯崑认为：“（春秋时期的易说）就易理说，重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和道德修养以及事物变易的法则，不以吉凶为鬼神之所赐，开始将《周易》引向哲理化的道路。”

　　春秋时期虽然逐渐开始注重人的德行，但是仍需借助占筮这个工具。至战国时期，占筮不再流行，遇事不再依靠占筮，完全从人的德行出发判断吉凶。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少见到占筮活动，《荀子》云“善为《易》者不占”，正是对此的反映。李学卫认为：“春秋以降的理性思潮到战国之时达到高潮，残酷的政治斗争，特别是频繁的战争将卜筮迷信基本上逐出国家政治生活，卜筮成为统治者偶然使用的文饰。《左传》《国语》文献频繁的占测术记载，再也没有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文献。”

　　帛书《易传》充分反映了战国易学不言占筮这一特点，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帛书《系辞》没有传世本《系辞》“大衍之数”章，此章所论为演蓍求卦的过程，这表明帛书《易传》对占筮持否定态度。《要》篇云：“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胃（谓）易道。”这是对战国易学不言占筮的最好概括。另，《衷》篇云：“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此言问占之人如果没有德行，对《周易》的使用就是不恰当的。又云：“疑德占之，则《易》可用矣。”邓球柏说：“告诫人们只有积累德行（疑德）才能占卦，方可用《易》。”连劭名说：“疑，读为凝。占卜前要做出合道义的决定，故云凝德占之。”刘彬云：“此谓筮占中必须同时观德，这样才可以使用《周易》。”故《要》篇云：“无德则不能知《易》。”

　　由上可知，战国易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不重卜筮，这与其“观其德义”的思想倾向有关。《要》篇云：“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战国易学继承春秋时期以德义解《易》的传统，以儒家义理对卦爻辞进行阐释，摈弃其占筮功能，纯讲德义。《要》篇云：“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此言没有德行的人趋向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总是频繁卜筮。又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又云：“仁行而义守之。”可见，《要》篇认为趋吉避凶的关键不在祭祀，也不在卜筮，而在于践行仁义之道，由此确立了“观其德义”的解《易》思路。

　　用阴阳、五行观念解《易》

　　战国易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阴阳、五行观念解《易》。《礼记·祭义》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可见，阴阳、五行是《周易》的重要内容。

　　阴阳、五行观念起源极早，可追溯至殷商西周之际，最初用来解释自然现象：阴阳最初指阳光的向背，五行最初指日用生活中的五材。《左传》《国语》记载有用阴阳理论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例子，如《左传》中叔兴以“阴阳之事”解释“陨星掉落”“六鹢退飞”等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记载有虢文公以阴阳两气的分布论时令；伯阳父以阴阳理论论天地之序、地震之由。可见，早期的阴阳观念笼罩在天人感应思想之下。而五行最早与神灵和祭典有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五官”在当时实际是被尊奉的“社稷五祀”。

　　而阴阳、五行观念的系统化、抽象化、哲理化在战国时期完成，逐渐被用来解释天地造化或宇宙起源，呈现出思辨的色彩。战国易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易传》的哲理化，《周易》在战国时期能够从一本占筮之书变为哲理之书，除了“观其德义”，更重要的是与阴阳、五行观念的结合，后者在易学转向哲学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世本《易传》中只有阴阳概念，没有五行概念，所幸帛书《易传》中同时有阴阳、五行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以说，阴阳、五行观念与《周易》的结合，是帛书《易传》的理论基础。

　　先看“阴阳”。帛书《易传》中的“阴阳”有三个面向：一是指龙的神圣之德。《二三子问》开篇言“龙之德”，言其能阴、能阳的神性，其云：“高尚齐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沬，能阴也。”此以龙上行于星辰日月之间为阳之能，以龙下潜于深清之渊为阴之能，能阴、能阳是龙之神性的体现。二是指阴卦与阳卦。如《衷》开篇云：“《易》之义萃阴与阳。”此阴、阳不是抽象的原理，而是指阴卦和阳卦，是对“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解释，这是《周易》的形成基础。三是指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主要指自然秩序。如《缪和》篇云：“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此“一阴一阳”指日月，“天之道”指日月运行的客观规律。《要》篇进一步云：“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在这里，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不足以全部概括天道，故称之为阴阳。

　　再看“五行”。“五行”是与《周易》有关的重要概念，帛书《易传》中频繁出现“五行”。《二三子问》篇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认为君主行政要顺应天时，如春行春政，夏行夏政，秋行秋政，冬行冬政。顺此天地自然之序，则天地无灾，百姓不会受到伤害。《要》篇有“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之语，其中水火金土木之五行可与五季对应，水对应冬季，火对应夏季，金对应秋季，土对应仲夏，木对应春季，以此五季之循环往复来表现地道。在《要》篇看来，日月星辰的运行体现天道，季节的循环轮回则体现地道。可知，帛书《易传》中的“五行”与季节历法有关，与五行生克说有不同，《管子·五行》云：“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正是一意。

　　帛书《易传》对阴阳、五行的讨论集中在对天地万物客观规律的观察，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季节的循环，都在观察的范围之内。自然的最大特点是循环往复、此消彼长和生生不息，而阴阳消长和五行循环概念就是用来解释这种自然特性的。阴阳学说强调“物极必反”，五行学说倡导“循环往复”，以此解释宇宙的形成和天地万物的原理。

　　综上，在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易学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孔子提出“观其德义”的解《易》路径，确立起德义优先的原则，其重要表现是不言占筮；二是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自然哲学因而兴起，理性思维得到发展。根据帛书《易传》中的材料，战国时期的“观其德义”“吉凶由人”及阴阳五行学说分别构成了人文理性和自然理性发展的一次高峰。前者是汉初易学的发展方向，后者则发展出两汉象数易学，此二者是《周易》在战国成为一部哲理之书的关键，在易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