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指向的身份象征、学派符号和学术群体，它的意义与内涵亦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诉求，以期借由对这一儒学基础性问题的重新定位与诠释，表达自我期许，塑造理想人格，寄寓现实关怀。作为清初三大儒之一，李二曲（1627—1705）忧心鼎革时运，反思空疏理学，不无痛切地指出，“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故而他欲通过厘清儒学的基础性问题，力求清源端本，再塑儒学。
“儒”之名。在何谓“儒”这一问题上，二曲说：“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有补于世道，为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谓‘儒’。”又说：“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不难看出，二曲从“儒”所应具备的品质和效用两方面对其加以界定，既有对古义的沿袭，又有全新的演绎。一方面，“儒”必须能够有补于世道，必须满足社会需求，这显然是对明末王门后学空谈心性之风的纠正。另一方面，“儒”必须有“德”，且“德”必须合“三才”，也即要经天纬地，宰制万物。虽然二曲对“儒”的界定基本上不离传统“内圣外王”的角度，但是他更加侧重对“儒”所应具备的康济群生、开物成务之品质的强调。这实际上是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一个缩影，显豁出“儒”的内涵在明清鼎革之际因应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儒”之道。二曲通过儒、释、道三者的对比，将“明体适用”四字作为“儒”道简单直接地提揭出来，“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那么，何谓“明体适用”呢？二曲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二曲这段话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虽然总体不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矩矱，却是因应时代对“内圣外王”所作的阐释，充斥着明清鼎革之际特有的学术气息。对于两者的关系，二曲明确指出：“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也就是说，道德是体，经济是用，道德不能向外发用于经济，则是有体无用，而经济失却道德的支撑，则是有用无体，唯有“道德、经济备而后为全儒”。实际上，二曲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穷能够仪表人群，达可以兼善天下。无论穷达，均要有补于世道。二曲此说彰显出其批驳是时学者空谈心性的良苦用心，旨在将儒学拉回到“内圣外王”的轨道上来，以期恢复“儒”本有的价值旨趣。
“儒”之分。在孔子那里，就已经有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分化，至荀子则进一步有雅儒、俗儒、腐儒、大儒、小儒的区分。二曲指陈时弊道：“今吾辈同读儒书，同以儒自命，不审与儒者全体大用之实果同乎？否耶？……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教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二曲认为是时学者虽以“儒”自标身份，却陷溺于笔札讲诵而不知，绝无醇儒全体大用之实，失却儒者本旨。可以看出，二曲将“全体大用”设为儒者的理想人格标准，以此为标准，他将不满足此标准的“儒”分为三大类：“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本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在二曲那里，这三类“儒”都是有特定所指的。其中，腐儒指空谈本体、躐等而进、不务实学的阳明后学；霸儒指溺于功利而无道德根基的事功学者；俗儒则指流于辞章记诵之学的科举之徒。腐儒、霸儒“各居一偏，终非全儒”，而俗儒“无体又无用，流于口耳，便是异端”。以上三类“儒”均是二曲所强烈反对的。与此相应，他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是内有德业、外有功业，体用兼赅之“全儒”，或者说有“真节义、真事功”的“真儒”。
“儒”之行。对于“儒”的行为操守，二曲指出：“士既业儒，则儒不可以无鉴。镜以照面，则面之净垢见；鉴以观儒，则儒之得失见。见净垢，斯知去垢以求净；见得失，斯知舍失以求得。古今著述虽多，却少一《儒鉴》。儒惟无鉴，以故业儒者无所惩劝……俾儒冠儒服者，因观兴感，知所决择。草创尚未就绪，中遭乱离，原稿尽成乌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二曲曾作《儒鉴》，以为儒者的行为程式，但因离乱之祸，书稿尽失。故而他提揭《礼记·儒行》道：“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则《儒行》篇不可以不之监也。是篇杂在《礼记》，兹谨表出，以式同志……躬体力践，有儒之实，斯儒服儒言，无愧儒之名矣！”在二曲看来，《儒行》从“儒”的十五个方面讲述儒的操守，足以衿式士林，范导儒者。因此，只有着实依照《儒行》，力践“儒”的行为操守，再兼具儒服、儒言，那才是真儒，才不负“儒”名。否则，一旦“制行一亏，所学何事，纵有他长，斯亦不足观也已。”这就显豁出二曲“重践履、轻口耳”的学术特质。
二曲对“儒”的理解和解读，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在明清鼎革之际，学者对理想人格的反思与塑造，开始由理学过度强调主体心性的自我完善转向经世致用上，要求儒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的德性涵养，而是要同时能够经邦治世，即二曲所说的：“士人立身，无论显晦，俱要有补于时。”总体来看，二曲对“儒”的重新诠释，扬弃了走向空疏的心性之学，重塑了体用完备的儒者形象，凸显和强调了儒者经世致用的指向，不仅与明末清初学界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暗合，更展示出一种反思、补救理学的新路径，尤其对于当今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极具穿越时空的启发意义和龟鉴价值。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