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史上众多流行久远的经典称谓、名号，如濂洛关闽、道南学派、东南三贤之类，早已构成理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少经典名号的生成，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层累构造，背后蕴含着内在的机制与动力，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创制者的意义表达。因此，我们在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概念的同时，抉发这些名号的文化意蕴，对深化理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宋元理学史的叙述中，为人熟知的“北山四先生”，即何基（1188—1268）、王柏（1197—1274）、金履祥（1232—1303）、许谦（1269—1337）四人，是宋元之际朱子学的代表，拥有“朱子世嫡”的地位与盛名。何基传道于王柏，金履祥先后师从王柏、何基，许谦受学于金履祥。四人都生活于浙江金华地区，但时代不完全吻合。
道统论是理学家创造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从程颐到朱熹均标榜自己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朱熹弟子黄榦也透露自己是朱子的嫡传。作为黄榦弟子的何基，自然非常重视道统问题，曾表示自己是朱、黄理学的传道者。王柏、金履祥延继了这一道统思路，编织了从孔孟、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黄榦、何基以来的道统谱系。许谦也表示自己经何、王、金上溯朱、黄道统。虽然四先生已明示自己是朱学道统的传人，但他们未明确提出“朱子世嫡”或“朱学正传”称号。这一工作是在许谦的挚友柳贯、黄溍手上正式完成的。
柳贯早年受经于金履祥，他在金氏行状中称金氏受业于王柏，而“文宪王公之学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学得之文肃黄公，黄公则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渊源，粹然一出于正”，将金氏视为朱熹以来的理学正统。柳贯还称金履祥在世时已认可许谦得其真传，本来金氏行状当由许谦来作，只是许谦病逝，只能代其为之。因此，在这篇文字中，柳贯实已确立了包含许谦在内的“何、王、金、许”传承谱系。
相较柳贯，黄溍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谱系的意涵，他撰写许谦墓志时称：“（何、王、金）三先生皆婺人，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为朱子之世嫡。先生出于三先生之乡，而克任其承传之重，遭逢圣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黄溍通过追溯师承关系，梳理了许谦与何、王、金三先生的渊源，并特别强调三先生之学得以“大显”，是许谦传播之功，从而完成了“何、王、金、许”传承谱系的建构。在他眼中，就朱子学整体发展而言，四先生继承了朱熹以来的道统，实无愧于“朱子世嫡”的名号。
在北山后学的努力与推动下，四先生的学说逐渐得到元廷的认可。经江浙行省及御史的奏请，朝廷敕建四贤书院于金华城东，专祀四先生。明初宋濂、王袆等金华士人总纂《元史》，将四先生作为“朱子世嫡”的说法写入正史，标志着朝廷对四先生地位的权威认可。有明一代，不断有士人奏请四先生入祀孔庙，但均未成功。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四先生才入祀孔庙，实现了国家政治层面对他们真儒地位的最终认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文献来看，《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以前，在提及四先生这一群体时，所用均是何王金许、金华四子、金华四贤、金华四先生、婺州四先生、婺州四贤之类的名号，从未出现“北山四先生”称谓。例如，宋濂称：“考亭之传，又唯金华之四贤续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明代金华知府刘茝请祀四先生，奏议名《四贤从祀奏疏》；清代张廷玉在雍正元年的顺天乡试《策问》题中称：“金华何、王、金、许，递衍其传之数儒者”。
“北山四先生”一词最早出现在乾隆年间由全祖望补修的《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康熙年间，黄宗羲、黄百家纂修《宋元学案》时，关于四先生的学案，原名为《金华学案》。全祖望补修改为《北山四先生学案》，但是这样的改名，似有待商榷。北山，即金华山，因位于金华城北，故得是名。按四先生中，只有何基长期生活、讲学于北山之下的盘溪（今罗店镇后溪河村）。《北山四先生学案》称何基“居金华山北，人称北山先生”，实误。盘溪，位于金华山之南，并非山北。其余三人虽来过北山，但并不活动于此。王柏生活于金华城内，许谦生活于金华城内和东阳两地，金履祥除短暂外出讲学外，基本生活在家乡兰溪仁山下（今黄店镇桐山后金村）。而且，四先生生活年代并不同时，许谦甚至未获见何基、王柏二人。因此，如果以四人共同生活于北山之麓来理解四人，即以“北山”这座山来总名四先生，恐难以成立；何基被人称为北山先生，如果学案中的“北山”特指何基，以一人来代称四人，亦素无此等命名方式。在全祖望其他著述中，提及何、王、金、许四人时，均称呼他们为婺中四先生或金华四子，未见北山四先生的记载。如《泽山书院记》云：“予尝谓婺中四先生从祀，而独遗东发，儒林之月旦有未当者，抑不独从祀之典有阙。”《与谢石林御史论古本大学帖子》曰：“南宗自真魏之后，有金华四子而益盛。”
从历史上的人物群体命名来看，有以活动地名称（如甬上四先生、嘉定三先生、云间三子），有以生活时间称（如唐宋八大家、宋初三先生、庆历五先生、元丰九先生），有以创作主旨、风格相近称（如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扬州八怪等），却从未有以一人代称四人的。故综合考察，全祖望以北山四先生指称何、王、金、许，似有欠妥。全祖望如此命名，似乎与《宋元学案》的编纂方式有关。全氏所立学案，基本以人名为主。每一学案内，包括案主、讲友、同道、弟子、再传等，赋予学案以学派的意味。案主即是学派开山。全祖望以北山四先生命名，其意在凸显北山先生传下的学脉传承。
《宋元学案》在全祖望手中亦未竣稿，黄宗羲后裔黄璋、黄征乂等人在续修时，又将《北山四先生学案》返改为《金华四先生学案》。一方面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原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意识到北山四先生的名号似不合理。但是到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在校定时，重新采用全祖望设计的架构，改回《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全书校竣后刊刻，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一跃成为宋元理学史的经典著作。世人很自然地沿用其中的论点，北山四先生的名号也被习惯接受并沿用至今。许多历史名称虽与原意有差异，有的甚至名不副实，但既然已约定俗成，今日也就没有刻意改回的必要。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历史的原貌，哪些是后来的改编，要在历史与改编之间寻找连接点。对于理学史研究而言，亦是如此。理学史上的经典名号，对于梳理学术史的脉络无疑重要，但容易简化对思想史整体的认知。只有深入叙述者的语境，解读名号的生成过程，并置于整体理学史的参照体系中，才能真正理解名号所富有的思想意涵。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宋元学案》及其《补遗》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