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源于“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此观之，哲学教育的目标在于塑造公民基本的善观念与正义感的能力，引导他们乐于与真理和正义为伴，过一种自我审视的生活。就此目标而言，对学生同步进行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哲学教育的二重向度，也成为完整公民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哲学中的人文与科学
随着人文与科学的分工愈加精细，哲学应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愈加突出。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潜心于自然哲学，探究世界的始基和本源。自苏格拉底开始，他们转向人间，转而探讨人自身的哲学问题，直至中世纪偏执地将一切统归于神。文艺复兴运动则为被基督教神学束缚的人类思想的解放送来了曙光，人本主义之光照亮了弥漫着经院哲学迷雾的天空。但在培根和笛卡尔确立了知识自明性的标准后，拨开迷雾的科学理性却大行由孔德所开启的实证主义之道，留给人文的空间反而愈加狭小，甚至连哲人们也乐此不疲地戴上自以为华丽的“科学桂冠”。殊不知，启蒙运动日盛之时，卢梭就对科学表示了担忧，康德的“三大批判”引领他们踏上了批评、反思“科学万能论”的征途。后来包括马尔库塞、奥克肖特、费耶阿本德、哈贝马斯等在内的诸多哲学家也相继加入了批判的队列。
不可否认，人文与科学之间确实有一道界线，可任何对之夸大其词的说法皆是不合适的。文德尔班依照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二重划分而区分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一区分富有启发意义。但是，杜威反对这种二元论哲学，更反对将其带入教育实践中，而是强调两者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性，并主张教育应该将两者融为一体，绝不可人为地分割。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后期一改之前立志为语言的清晰性构造一套严格的人工语言的理想，回归日常语言的现实。也许后者游戏似的语言更能说明语言的清晰性与生活的多样化、实践性的统一。同样，胡塞尔也放弃了建立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早年梦想，不再限于在纯粹意识的范围内寻求科学的基础，而是转向了作为科学背景的生活世界。对他们来说，教育应植根于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其重要意义在于重建新的生活方式。不过需注意的是，这里并非要反过来确定人文科学的优先性，而是要突显科学与人文的相互依存性，以及此双向度的协同在哲学和哲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有益因素值得借鉴。
哲学教育的“教条化”问题
反观现有的哲学教育，不难发现依然存在某种程度的“教条化”，其尚未走出灌输式的教育模式。该模式极易导致的后果是，一些受教者要么仍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要么仍缺少严谨的科学精神，故终究不能有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
在哲学通识教育方面，“教条化”的教育很难发挥预期的价值引领效果。这一点可能那些非哲学专业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一向习惯于通过实验来检验所学知识和科学规律，而教师在课堂上直接灌输的晦涩难懂的哲学信条难以被他们接受，更不能引起他们在人文价值观上的共鸣。当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或开展日常活动时，势必忽略这些价值。在哲学通识教育方面不应缺失人文教育，更不应疏于正义感的培养，而应使具有真理性的哲学思想“刻入”意识而转换成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
在哲学的专业教育方面，恰恰与前述情形相反，应当避免的是“教条化”容易塑造一些弱于独立思考和科学思维之人。经过大学四年的专业教育，虽然哲学专业的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一些哲学知识，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将这些观点全盘接受了下来。这无非是把他人（哲学家或教师）的“教条”机械地复制为自己的“教条”而已，显然与哲学的批判本性相悖。即便哲学知识的确定性无法与科学规律的严谨性相媲美，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哲学永远向着理论批判与科学证明敞开，此乃哲学本性使然。因此，哲学教育应该使学生走出哲学王国的“象牙塔”，不再傲视一切，而是亲近现实。只有经得起逻辑或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是行得通的。
人文与科学的双向协同
通过前文的分析，无论从哲学中的人文与科学相互关系来说，还是从现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来看，毋庸置疑，哲学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其关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关乎公民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进步。当前改革的关键是，以哲学教育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努力在人文与科学这两重向度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学校、教师和学生自身这三个层面形成合力，达到人文与科学的协调一致。
在学校层面，加强通识教育，完善通识课程体系。目前来看，各类高校基本都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哲学通识课程，其中一些课程颇受欢迎。进一步的工作在于，加强对哲学通识教育的重视度和投入。其主要体现在，改变课程结构的单一性，除哲学导论性或通史类课程外，应增加更多专题类课程，以此形成哲学通识教育体系。对此，学校应系统整合和拓展哲学教育资源，一方面有计划地增设更多样化的哲学通识课程，另一方面有步骤地将部分哲学专业基础课通识化，以供全校学生修读。至于哲学专业教育，既要增开一些科学史类和科技哲学类课程，又可将一些理工科类通识课程纳入哲学专业培养体系。
在教师层面，改进教学方式，落实启发式教学。教师的作用重在方法的指导。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因材施教、分类指导。针对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根据其惯于归纳推理的思维特点，以经典案例或中心论题导入教学，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充分准备。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注重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精神。一是要引导他们破除教条主义的藩篱，学会以怀疑主义的态度看待哲学。二是要指导他们善于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理解、分析甚至反驳一些哲学命题或信条，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
在学生层面，优化学习方法，开展探究型学习。学生是哲学教育的主体，其学习方法至关重要。首先，要回到生活实践。对美好生活的构建是哲学的终极追求，尽管其也把可证实性与自明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学生要主动参与生活实践，在实践中领会人生的意义和哲学的真谛，不致被数字化时代的工具理性所淹没。其次，要回应现实问题。被尊称为“智慧之学”的哲学是世人对现实生活问题反思的结果，学生要对这些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借助已学知识或思想实验的方法，尝试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答，提出独到的见解。最后，要回归大师与经典。牛顿曾说：“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要有理有据，建基于对经典文本的深耕，这也是科学精神的展现。只有将以上三点有机结合，才能在学习中游刃有余，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协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全球正义分配问题研究”（18CZX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