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但是，在经学史上，《国语》却属于边缘文献。《国语》原本处于经学序列之外，在司马迁将其与左丘明建立起模糊联系之后，《国语》就逐渐被两汉学者认定为《春秋外传》，与《左传》相表里。由此，《国语》因这一身份而开启了与经学分分合合的纠葛历程。

　　《国语》自先秦时期成书之后，始终处于历代学者的视野之中。西晋武帝时，“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晋书·束皙传》），其中即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这表明，作为魏襄王或安釐王墓中随葬书籍，《国语》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流传。至西汉初年，贾谊在《新书》中大段引用《国语》文字，司马迁更是将《国语》作为撰写《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西汉末年，刘歆首倡《国语》为《春秋外传》之说，东汉许慎、应劭多处引用《国语》文字。东汉经师郑众、贾逵以及魏晋王肃、孙炎、虞翻、唐固、韦昭、孔晁等人都有注解《国语》专书。隋唐时期，《国语》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列入经部“春秋类”。但是，随后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将《国语》定为史书，而啖助、赵匡、陆淳则开启了对《国语》的一系列质疑。受此影响，柳宗元作《非国语》，专门针对《国语》展开批评。宋明时期，在理学思潮主导下，朱熹等理学家都对《国语》有重估性的论述。清代考据学兴起，《国语》作为先秦古籍受到众多学者重视，汪远孙、王引之、董增龄等数十位学者都有专书论及。20世纪初，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国语》再次成为研究热点。总之，从历史上看，《国语》自先秦到20世纪，具有完整的研究链条。

　　这两千年的研究史中，《国语》在大多时期又与经学相牵涉。而且，正是由于与经学的这种关系，《国语》才会受到历代学者的持续关注和重视。依照《国语》学史的发展，《国语》在两汉之后一直处于与经学的纠葛中，有时被提升为《春秋外传》，俨然进入经学序列，成为经学重要典籍；有时却受到高度质疑，一些学者否定其与左丘明的关系，割断其与《左传》的联系，将其清出经学序列。其实，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埋下了日后《国语》与经学纠葛的前缘。最初，《国语》并非经学序列中的成员。站在现代学术角度看，《国语》只是成书于先秦时期，集合了春秋诸国之语的语书。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司马迁首次提及《国语》的作者问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同时又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对《国语》的判定使此书与左丘明及《左传》有了密切的关联。司马迁的论述并不充分，到了东汉时期，班彪、班固父子在司马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左丘明既作《左传》又作《国语》。因与《左传》同一作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国语》被两汉学者冠之以《春秋外传》的别名，以与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相携。由此，《国语》以《春秋外传》的身份成为古文经学的重要文献。

　　在今古文经之争愈演愈烈的东汉，《春秋外传》已经成为《国语》的专称，无论是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直称《国语》为《外传》，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大量引用《国语》而称“《春秋国语》曰”，都表明《国语》已彻底进入经学论述语境中。随着今古文经之争的形势消长，古文经学的声势越来越浩大，《国语》的《春秋外传》身份随之得到不断强化，并依赖魏晋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国语》注解而变得更加牢固。在魏晋时期众多注解中，三国韦昭的《国语解》是留存在世的最早的完整《国语》注本，他在《〈国语解〉叙》中就曾给予《国语》很高的评价。他说：“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国语》所载内容不仅有诸侯邦国的政治历史，还有嘉言善语的道德训诫，甚至阴阳律吕的形上天道。所以，韦昭评价《国语》称：“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在韦昭看来，《国语》因其立道之周正、内容之宏阔，已远非诸子之类可比，而应被纳入经学之列。较之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国语》注本大量涌现，两汉仅两种，而魏晋则达六种之多。由此看来，对《国语》“与经艺并陈”的评价并非韦昭独有，而应属于当时人的普遍认知，此时学者已视《国语》为经学文本。

　　但是，《国语》与经学的关系并非如此一帆风顺。西晋傅玄、隋代刘炫已经开始否认左丘明作《国语》的两汉成说。虽然这只是各自时代的孤例，但是这一现象表明先前坚定的观念在松动，人们对《国语》的认知在变化。到唐代，这一变化不再只是个案，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质疑《国语》的行列。唐初，刘知几就在其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将《国语》单独划为史学著作之一类，与《战国策》等书并列。清代浦起龙在注释《史通》时参以己意，更是直接冠之以“国别家”，由此有了后世《国语》乃国别史的论调。这一定位无疑是对《国语》经学文献的否定。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疑经思潮的发展，《国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中有今文经学的影响，也有新兴理学思潮的推动。因为《国语》与《左传》的密切关系，自然被归为古文经学行列，所以当啖助、赵匡、陆淳更倾向于《公羊传》《榖梁传》时，对《国语》的批评就不可避免。而理学思潮的兴起，也使原有经学范式被抛弃。最终，在理学时代来临后，《国语》被剥离了经学身份，变得沉寂下来。从文献统计来看，《国语》在宋明两代出现次数大大减少。不过，当清代考据学崛起后，《国语》再次呈现复兴之势。但是，此时的《国语》在考据学“求其古”与“求其是”的研究张力下摇摆于经史之间。在前者看来，依照两汉学者的观点，《国语》应定为《春秋外传》。而后者则不然，在代表清代官方立场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员称将《国语》归入“春秋类”是“殊为不类”，并最终归为“杂史”。纵观整个《国语》学史，经史之间的这种摇摆反复发生，一直到20世纪经学时代结束、现代学术建立之后，争论才告一段落。

　　《国语》与经学的这种纠葛关系，使其成为整个经学发展史上的独特案例。在两汉确立主导地位之后，经学历经两千年的演化发展，其间经魏晋、隋唐、宋明、清代等数个阶段的迁变，每个时期都各具特色。从经目来看，“五经”“九经”以及“十三经”的逐渐递增是经学变迁的最鲜明表现。而从方法来看，章句之学、义疏之学以及“六经注我”式的义理诠释和囊括音韵训诂文字的考据功夫，也是经学演变的重要表征。但是，从根本上看，经学的演化发展与各个时代的主导思潮密切相关，如两汉时代的经学研究便与宋明理学时代的经学研究不同，而理学时代与清代考据时代的经学研究又不同。此中差异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就是时代思潮的变革所致。因此，经学史的研究需要跳出经学史，将经学史置入时代思潮的发展中进行考量。当然，宏大的叙事或许会削弱研究的深度，时代思潮的总体叙述有时会疏于空阔。此时，《国语》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来观察时代思潮对经学史发展的影响。

　　总而言之，历代对《国语》认知变迁牵涉的并不仅仅是《国语》一书，而是整个经学史。时代思潮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历代学者对经学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又反映在对《国语》这一经学边缘文本的认知上。因此，经学的变革会即刻反映到《国语》的时代境遇中，而《国语》身份的变迁也不断昭示着经学边界的变动。《国语》的身份如此特殊，以至成为观察经学史演变的浮标。通过对《国语》历史定位变化、与经学时合时离的梳理，正可窥见整个经学史演变发展的内在机理。一言以蔽之，从《国语》在各个时代的境遇变迁中，可以探知整个经学史演变的奥秘。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