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受尼采影响，他将尼采对于道德起源偏见的历史追溯和批判发展为一种“效果史”的历史学方法，即“把尼采各种著作中的许多因素抽取出来，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福柯版本的尼采谱系学方法论”。

　　第一，福柯对于尼采谱系学进行了改造，他“将‘谱系学’定义为对‘出身’（Herkunft）和‘出现’（Entstehung）进行的研究”，并且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福柯认为，翻译者在对尼采著作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加以区分地将“Ursrung”“Herkunft”“Entstehung”“Abkunft”以及“Geburt”统统翻译为“Origin”（起源），这一做法掩盖了尼采希望揭示的作为“真实历史事件”的历史的主张。

　　一方面，福柯认为Herkunft是一个生动的、带有血肉的开端。（1）Herkunft同stock（先祖）或descent（血统）的含义相当，与属于元历史维度的Ursprung（起源）则有着巨大的区分。Herkunft意味着“无数的开端”，而不是“类属特征”。（2）Herkunft指涉一种散布状态，而不是一种连续性的建构。Herkunft的进程中不存在固定的演进模式和注定的轨迹；相反，它要求标识出每个事件特有的散布状态。（3）Herkunft标志着一个不稳定的集合，而不是累积、固化的遗产。它要打破既有的关于“遗产”的累积、占有、固化的思维方式。福柯主张从“开端”以来，历史给予我们的毋宁是一种断裂的、异质的并且不稳定的集合。（4）Herkunft还与身体紧密结合。

　　另一方面，福柯认为Entstehung是一个动态的紧张状态、非场所的空间。福柯将Entstehung的含义理解为事物兴起、涌现的时刻，即emergence（出现）。（1）Entstehung是系列中的插曲，而不是终结。对于“开端”的探究，形而上学家总是指引着人们将目光投向最远处那不间断的连续性牵引下的最原初的时刻；而福柯认为要将“开端”看作一系列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完结。（2）Entstehung是诸多力量对峙的状态和“非场所”（non-lieu，non-place），对其进行的分析，“必须描述各种游戏及其方式”。福柯认为，Entstehung并不是一种力量压倒另一种力量而产生的结果，而毋宁是力量之间的对抗或叠加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紧张状态、一个“虚空”的“空间”。（3）Entstehung指涉无休止的暴力支配机制，而不是斗争后走向宁静的和平。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浸透了“规则”和“支配”，“支配导致了这个由众多规则构成的世界”。

　　第二，福柯发掘了尼采思想中“谱系学”方法的解构之维。福柯在比较了Ursprung（起源）和Herkunft、Entstehung的不同后，发现尼采的著作不仅仅是反抗基督教道德的热血呐喊，更是对传统历史学家的态度与观点的颠覆与反叛：一方面，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作为历史进程的承载者；另一方面，既然没有一个超越性的本体，那么也就不存在历史的起源与终结问题，对于历史的把握将不再需要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谱系学将成为历史书写的新选择。

　　首先，福柯认为尼采对于Ursprung进行了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构。对本质的关心具有形而上学色彩，但本质和同一不过是被人们精心建构的。谱系学家是倾听历史而不是信奉形而上学，在事物的背后，他会发现根本不存在任何无时间的同一性本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本质。其次，福柯认为尼采对于Ursprung进行了反基督教意义上的解构。在基督教的神学历史中，“起源是高贵的”，尼采则认为历史的开端是低贱的，他教导我们去嘲笑起源的庄严性。最后，福柯认为尼采对Ursprung进行了反真理意义上的解构。Ursprung作为本初最完美的、本质性所在，也被视为真理的所在。但在知识的认识过程中，话语叙事本身又会模糊掉起源本身。所以在尼采看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真理背后，实际上是错误千百年来的不断繁衍。尼采驳斥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学，认为其缺陷在于，历史感会被形而上学所支配，将其只看成知识学科，而不是鲜活的历史。

　　第三，福柯继承尼采思想并建立了谱系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尼采的谱系学以模糊的方式潜在于其对道德起源的批判中。福柯在尼采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历史的手段。他将“谱系学方法”比喻为一束敏锐的目光，“能让我们看到分歧之处和处于边缘的东西”。

　　首先，“谱系学”方法要求破除对伟大起源的追索，破除宏大叙事构建起来的历史，转而用戏仿（parody）和滑稽的方法。传统历史学家力图寻找一个伟大的历史源头，谱系学方法反对的正是民族史的历史叙事方式，主张非现实化的历史书写过程，此即戏仿。其次，“谱系学”方法要求破除认同（identity）叙事，即“对身份（identity）的系统性分解”。身份本身就是戏仿，它如同一个面具，罩住了底下的灵魂。在谱系学方法的指导下，历史学的目的在于引导我们探寻身份的分解，引导我们寻求穿过人类的一切非连续性，而不是带领我们归返形而上学许诺给我们的独特开端。最后，“谱系学”方法还要求破除知识认知主体的求知意志与激情，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对历史进行虚构的风险，亦即“将知识主体献祭”。尽管历史学在19世纪有一个中立实证的转向（以兰克为代表），但是历史学探究自身会“发现求知意志的各种形式及其转换”，“知识在我们身上已经化为一种激情……我们都宁肯人类灭亡也不愿知识退步！”因此，福柯提出我们应当废弃由19世纪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传下来的两个重大问题（真理和自由互为基础、绝对知识的可能性），代之以这样一个主题，即“通过绝对知识而灭亡，这很可能构成了存在的部分基础”。通过否定绝对知识的存在，奠定新的认知模式与认知对象的基础，带来的结果是“在献祭知识主体时，求真意志已丧失了一切限界以及一切真理的意图”。福柯最终诉诸断绝知识主体来打消人类追求终极真理的激情。

　　我们说福柯在尼采的谱系学思想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论，是指福柯在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中，能够在深刻的学理自觉层面上给予历史以反思，而不是如尼采那般面对基督教的压制只呈现出哲学狂人逆其道而行之的思想自发。但是，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不能抛开福柯的基本探讨来单纯地、抽象地谈论其谱系学方法论问题，福柯并没有给我们一种“谱系学方法是什么”的标准定义，对于福柯谱系学方法论的总结只能在其对具体哲学问题的剖析中概括、厘清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福柯在谱系学方法论指导下通过重写真实历史而呈现出来的“效果史”，来体会、把握谱系学方法。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