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后10年，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飞跃和社会发展，西方国家的生产形式、劳动范式及组织形式和资本的运作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对于这种当代变化的批判性解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不同的学科也都尝试以各自的视角和维度透视现象所带来的新趋势和新影响。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劳动的传统解释框架需要正面回应资本主义本质和形式之间的变化张力，适时地对概念和理论本身进行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应直面这些变化对社会生产以及理论所带来的挑战，以此来掌握理论在现实中的话语权，从而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全球经济现状的解读。

　　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这些新变化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新硬件技术条件的刺激下，数字经济成了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劳动样态和社会生活模式。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和劳动范式开始发生巨变，以物质资料产品为输出形式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改变，生产过程在空间和时间等各个维度上也愈加弹性化。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福特制刚性生产模式开始逐渐向以生命政治为特征的后福特社会转变，资本开始全面掌控社会生活的生产及再生产。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前推进，资本主义的数字化程度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加深。机器所能承担的越来越多的智识性劳动消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原先只在部分行业率先出现的“无人化”运作加速到来。

　　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与加速主义息息相关，资本家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要加速资本周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资本的“新陈代谢”就是要释放创造性的破坏力，使得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以不断更新的加速度向前推进。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偶然的社会契机共同作用下，强化和加速了全面更新的频率，使得社会生活生产的所有节点，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不论是个体存在还是合作组织规范，都被裹挟在技术的变化之内发生相应改变。这种改变并非连续性的量变积累，而是颠覆性的本质更迭。因为技术本身不再是一个附着在某一环节之上的工具性存在，而是渗入进了生产生活的所有环节。技术中介了存在本身，因而技术本身的推进必然导致所涉及的整个系统发生变化。

　　加速发展的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正在重塑着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传统概念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要使理论研究真正具有生命力，就必须正视数字经济提出的各种问题。一方面，生产的边界不断被拓宽，生产穿插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生活本身似乎也具有了生产属性。当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维度被不断纳入生产范畴时，这就意味着资本、劳动、剥削等资本主义分析术语扩展了其外延。另一方面，由泰勒制和福特制所共同保证的“效率优先”和“规模生产”赖以存在的专业化分工（分离），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重新消弭了刚性区隔，转而体现为以弹性机制为基础的表面上的不连续性。但就剥削关系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资本的超量盘剥。于是，资本主义新型生产范式所具有的协作性和社会化特征持续地将在全球化语境下用以创造剩余价值的语言、情感、交往甚至合作的因素，乃至个体生命和社会的所有方面都纳入了资本运作和滋生的过程中。不仅劳动过程呈现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关系，原本处在非中心化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本身也实际从属于资本。资本扩张的深度被进一步加强。这种实际从属已经超出了资本增殖的多重循环，向内扩展到原先非资本化的领域。

　　转变劳动范式

　　就劳动范式的变化而言，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不管是纯粹的数字生产还是以部分数字劳动环节为支撑和连接的其他生产劳动）似乎不必再像传统产业劳动那样将工人固定在工厂这一固定场所中。劳动本身的作用也不再只是简单地生产物质产品，而是成为一种弥散到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这种劳动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自由流动的信息，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今天，资本主义物质性产品的生产往往会与生产服务、知识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相混合。第二，劳动本身被嵌入了合作、交流、情感沟通等非物质性要素。立足于非物质劳动这一全新的劳动形式就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不断被细化、被分工的劳动形式已经越来越被合作的、交互的新形式劳动所替代。即使是在第三产业之外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也开始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新经济模式带来的发展契机与红利。第三，劳动不仅逐渐从对场所空间的高度依赖中解脱出来，还模糊了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使得原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的量化形式难以适用。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并不特指IT从业人员，还包括使用智能设备所发生的一切数据生产）的出现更是因为将劳动时间和形式融入并整合进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而无法与所有可能的社会交往及协作分离，从而将剥削性的社会关系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形式上的这一系列变化体现出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对劳动形式的重组。

　　事实上，这样一种本质层面的变革趋势已经为我国政府所关注。撇开数字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本质，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同样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数据”被第一次纳入生产要素中，并参与分配。这正是当代的经济现实对理论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们这一代理论工作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保持对现实的关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推进理论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