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张载开创的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冯从吾《关学编》），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今人在研究张载哲学或梳理关学史时，“关学洛学化”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重要话题。所谓“关学洛学化”，一般是指在张载去世后，他的部分弟子，如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范育、苏昞，因求学问道的缘故，先后转师二程门下。这种学术现象被称为关学的“洛学化”发展趋向。
“关学洛学化”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全祖望。他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全祖望将关学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政治上，辽灭北宋，客观上造成了关中学术的断绝；二是学统上，张载去世后，三吕、苏昞等人主动转师二程门下。此外，在叙述洛学发展脉络时，全祖望也曾有言“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全祖望从洛学的视角探究关学兴衰的缘由，对“关学洛学化”命题的产生有直接导引作用。
正式提出“关学洛学化”说法的学者是陈俊民。他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中，接续了全祖望对张载之后关学流传的讨论，认为造成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学的“洛学化”趋向，其中吕大临最为典型。吕大临在师事张载时，以“防检穷索”为学，后经程颢的教导，转向了“默识心契，惟务养性情”的理学旨趣。由此，关学获得了洛学“涵泳义理”、空谈心性的特点，却日渐丧失了它的“正而谨严”“精思力践”的古朴风格，开始了“洛学化”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关学的‘洛学化’实质，就是在洛学的影响下，关学思想自身的进一步义理化”。陈俊民关于“关学洛学化”的论述，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命题。
与之相反，刘学智则对“关学洛学化”的命题提出了严正质疑。他在《关学思想史》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蓝田“三吕”、苏昞、范育、李复、田腴等人，探讨了后张载时代关学的学术趋向问题。他认为，“三吕”等人在张载卒后改而师事二程，绝无背离关学改换门庭之意，实乃出于求师和推动道学的使命。并且，他特别通过对比吕大临与二程在“防检”与“识仁”、理与气、“中”与“赤子之心”三个方面的讨论，指出吕大临对待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分别采取了自觉坚守与理性吸收的态度，并将二者加以综合与创造，虽然受到洛学的影响，但绝无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关学“洛学化”的企望和结果。
在“关学洛学化”的问题上，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争论都始于梳理张载哲学的谱系传承，终于辨析关洛学旨的根本异同。尽管双方对以吕大临为代表的张载弟子由关入洛的思想倾向转变都有细微的考证说明，但由于对“关学洛学化”命题本身缺乏正本清源的深入剖析，因此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学术公案。
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关学洛学化”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强调关学的谱系传承，即认为关学被洛学所改造是学术上的变调和错位，丧失了关学特色。二是突出洛学的体系建构，即认为洛学吸纳了关学，是思想上的援引和借鉴，充实了洛学的内容。显然，陈俊民和刘学智两位学者对“关学洛学化”的理解属于前者，是站在关学史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他们的分歧实际上是在何种程度上揭示和维护张载关学这一特色鲜明的地域学派的独立性与完整性。陈俊民认为，“如果说三吕关学的‘洛学化’使关学的个性几乎丧失，同洛闽的共性大大突出，这是它的外延趋势；那么，李复独承张载的‘气本论’，使关学的个性涣然鲜明，则是它的‘正传’发展”。陈俊民强调，张载之后，关学虽有“衰落”，始终没有“中绝”。他把吕大临等人的“洛学化”外延趋势和李复的“正传”发展看作关学史的一个小圆圈，本就是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北宋之后，关学就渐熄灭”说法的批判。而在刘学智看来，“如果诚如此（指关学的‘洛学化’），那么，关学在此后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地域特色的独立学派了，也就没有关学史可言；而所谓的‘濂洛关闽’的提法也就要加以修正了”。显然，刘学智之所以详尽地分析了几乎所有的张载弟子，其用意就是彻底否定关学“洛学化”问题，以便在最大程度上捍卫关学的纯正性。简言之，陈、刘两位对“关学洛学化”问题的讨论源于对关学史书写的现实关切，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如何看待关学与洛学的交涉与融合程度。
与站在关学的谱系传承的立场上思考“关学洛学化”不同，基于洛学的体系建构的角度探究“关学洛学化”或许更有意义。如果说“关学洛学化”的第一种理解方式旨在凸显关学的独特性内涵，那么“关学洛学化”的第二种理解方式则更能彰显关学的普适性价值。只有把关学的地域性放置在儒学的普遍性中，才更能揭示张载哲学的时代精神。正如陈来在《“关学”的精神》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学界多关注把张载作为关中学派的代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张载定位于此，无形之中可能会只突出了张载关学对地域文化的贡献，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盖、忽略了他对主流文化——道学的贡献。”因此，即便站在关学的立场来说，揭示其在洛学体系建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阐发其在道学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价值，也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
在二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载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他者”。一方面，二程通过对张载哲学中某些观点的批判（如对“清虚一大”的诘难），标明其学术宗旨；另一方面，二程通过对张载哲学中部分概念的借鉴（如对“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的肯定），完善其思想体系。全祖望曾指出：“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在二程洛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最有价值的直接参照者无疑是张载关学。因此，“关学洛学化”不仅是洛学得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重要条件，也是宋代道学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唐君毅有言：“程子之学无论其自觉不自觉，吾人皆可说之乃以横渠之学之所终，为其学之所始”（《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实为睿智之见。通观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关学洛学化”这一命题之成立及其价值即在于此。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