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为促进人类通力合作、维护人类生命健康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主张。而要实现这一主张，就必须坚持生命至上的价值原则。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仁爱传统的价值追求和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提示我们，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中华传统伦理思想存在紧密联系。中华传统伦理思想根植于中华大地，有其切合中华民族心理的天然基础，具有独到的思想价值，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伦理路径研究的重要维度，应予以认真对待。中华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儒家伦理是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干，代表着中华传统伦理的主流观点。从其具体思想内容来看，儒家的仁爱观富含深厚的仁爱生命、生命至上的精神信念和价值追求，以及生命一体、万物一体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从而能够为当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深刻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儒家素有“仁者爱人”的精神传统，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以生命为本，尤其是以民生为本的精神理念，能够为指导当代人类如何具体对待生命和关爱民生的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以先秦儒家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可以说是维护人的基本生命尊严和价值。《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家马厩失火，孔子归朝首先问是否伤及人而不问其马。在马为士大夫身份象征而马夫仅相当于奴隶的春秋时期，孔子此举无疑显示出其以生命为本、为大的生命情怀。在孔子眼中，生命的尊严不可侵犯，即使“作俑”代替真人殉葬，对于这种将人的生命工具化之行为，仍然需要在道义上疾声谴责，是以孔子怒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个体生命尊严是孔子在观念上确立起真正合乎人道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其指向则是整体民生。孔子论仁爱可以说是以维护民生为重，故其曰“如有博施于民而济众”，何止是仁，甚至可以称得上圣境了，所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孟子作为儒门“亚圣”，其思想的现实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是以生命为本、以民生为重。孟子的“仁政”思想集中表达了孟子仁民爱物的理想追求。孟子的仁政理论在逻辑层次上是以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为基础，继而追求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安乐”，也即通过“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等举措，充分保障生命的尊严。可以说，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即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尊严和健康（非指病理上的健康）为重，同时强调将此仁爱之心由亲缘关系推广至陌生关系，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乃至推广至对动物生命的关怀。相对而言，荀子更为看重礼义对于维护生命和成就生命的重大意义，提出“以礼养生”的观点。同时，荀子也意识到生命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重要性，因而表现出一定的生态意识。荀子和孟子一样，试图通过政策落实其生命主张。比如，他把生命的和谐与生生不息视为“王制”的当然内容，强调“圣王之制，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孔、孟、荀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孔子强调的“德政”，还是孟子推崇的“仁政”，抑或荀子主张的“圣王之制”，它们均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强调在爱人的基础上，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之和谐关系。以对人的生命关怀为中心，追求和谐的群体生活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命境界，可谓是他们生命伦理观的共同特点。
强调生命至上、以民生为重，这在“五经”中亦有丰富表现。譬如，《尚书》把仁爱生命、厚待生命视为一项根本的政治原则，把维护人民的生命视为天命对统治者的根本要求。《尚书》不仅指出上天具有厚生、好生之德，而且认为这种天德与民心之所向是一致的，所谓“好生之德以洽民心”。因此，《尚书》以“天德”为根据，亦将维护民生视为根本的政治原则。《尚书》主要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谈论统治之法，所以它对于生命的关心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这体现出中华自古以来就有把关心人民生命健康作为重要政治原则的优良传统。在《尚书》那里，统治者本着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心理，充分动用各种力量，开源利用，保证民生，这就是大德、正德，故《尚书·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大疫当前，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的抗疫方略，正体现出大爱无边之“正德”“大德”。除《尚书》之外，《周易》也具有浓郁的生命至上、以生命为本的思想倾向。《周易》讲“易”，其实质内涵是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所谓“生生之谓易”。生是天地本性，儒家赋予其价值内涵，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易会通天道人道”，天道是人道的根源，天德是人德的依据，故效法天道、涵养天德，即是人道之当为。《周易》不仅以生为本，而且将对生命的深切关怀落实为人们修身成德的根本内容。“君子合诸天道”，以“协进生物之功，可以配天”。
总体而言，先秦儒家以生命为天道流行的根本，以“生”为至德，在很早就已形成了以生命为本、强调生命至上，同时侧重民生的仁爱生命观。这种观念在汉代又被董仲舒等人以略带神道设教色彩的理论方式加以强化。董仲舒通过天人相类的理论将仁爱的基础上溯到天的绝对主宰地位，因而明确了儒家仁爱的根本依据。董仲舒眼中的天是至仁的存在，也是道义生成的根源。人之所以要仁，而且能仁，乃源于“人之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意至仁，是以仁者应当“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因此，帝王作为人间治理者，当“务德为业”“体天意顺天志”，即要求统治者要效法天意至仁，仁民爱物，坚持以生命为本、民生为重。
宋代儒家普遍重视从本体角度揭示生命的根源和存在价值，因而更为鲜明、更为深刻地揭示出生命为本、生命至善的生命伦理观。宋代儒家明确把“生”视为最高价值，将“生”视为天地之心、视为天道，如他们说“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在宋儒看来，生命的普遍流行、生生不息，就是宇宙存在的本然或宇宙之本体。宋儒在本体意义上讲“理”“道”“太极”等，实际上讲的都是“生”或“生生”的道理，如二程曰“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张栻曰“生生不穷，固太极之道然也”。总之，“天地之道，维以生生”，是宋儒的普遍共识。宋儒讲的“本体”，普遍具有价值规定性，如“理未尝不善”“性则无不善”等。“生”作为本体内涵，说明宋儒实际上是把“生”或“生生”视为当然之善、本体之善。“仁”和“生”或“生生”实为异名而同实的概念，“仁即生”。如朱熹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又如张栻曰“生生之体即仁也”。宋儒视“生”为天地之本性、宇宙之本体，故儒家之仁至此亦上升为本体概念，从而极大提升了儒家之仁的思想内涵。仁是天地之本性，是万有之根源，是一切价值的依据，它的实质是由万物生生不息构成的宇宙生命洪流。修道行仁，其本在于宇宙的生物之实。故宋儒强调通过万物之生意来认识、体贴此仁。如张载曰“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二程曰“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有仁则有爱，因为“仁是爱之理”，而生生为仁，故仁爱的本质也即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能够以生命为重，保证生命的流行不已。生命是本体，是至善。宋儒不仅在本体上论证出生命至上的生命价值观，也将厚生、爱生、利生、仁物之举，视为个体德性的印证。
可见，儒家的仁爱观蕴含着深厚的以生命为本、强调生命至上、注重维护民生，乃至体贴万有生命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对于当今人类正确对待生命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其意义并不止于此。因为儒家的仁爱观蕴含着将天人物我综合起来考量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于当代人类构建生命共同体亦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和理论支撑作用。从宋儒的视角看，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因为在宋儒的意识当中，万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生命现象，它们之间实具有一体共生性，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非生命的简单集合，而是由所有生命构成的大生命体，个体生命与大生命体的关系，犹如器官与身体的关系。生命具有一体共生、相须为用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必然（亦可谓应然），而且完全是可能的。构建生命共同体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生命的一体共生是宇宙之本然、基本的状态。用张载的话来说，生命之间“一气相与流通无间”，本就是同本同构的。所谓同本，是说一切生命都是同一本体所派生，都具有同一性的根据；所谓同构，是指生命在物质构成上，都是一气之所成。正因为如此，张载才认为“民胞物与”。而把一切生命视为宇宙大生命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将生命与生命的关系看成是同一身体内部诸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二程的观点。二程不仅视一切生命乃“一体共在”，而且亦将此视为“仁体”。换言之，一切生命之间的相与共生，正是作为本体的仁之完整呈现。生命之间是无间的，是一体的，是相与共生的，离开这种认识，人也就谈不上理解仁，更谈不上实践仁、具备仁德。所以二程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已也”。
生命就其本体而言，处于同一生命共同体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生命的和谐与生生无穷，宇宙万有才得以存在，才能有生意盎然的生命世界。所以，把生命与生命对立起来固然不对，把天或自然视为一个异己的存在而努力追求与之相合亦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这实质上是把天人关系看成有间的，而事实上物我无间、天人无间，“天人一也”，是以“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除了身只是理，便说合天人。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由是，宋儒通过万有生命一体共生的本体论，雄辩地证明了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应然和可能性，也充分说明了以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构建旨在维护全民福祉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顺应天道之举，是大仁大爱的圣人追求。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