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她的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多，如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不一而足。因此，巴特勒也就具有了多重身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酷儿理论家、女性主义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多产作家等。虽然巴特勒的学术旨趣非常广泛，但是性别研究和身体问题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在巴特勒的理论里，性别更像是一种视角和立场，以此来观照人类生命政治的伦理意蕴。巴特勒在性别理论方面最有影响力并广为人知的是以下三部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1993）和《消解性别》（2004）。在其中，她挑战了传统的性别概念，颠覆了男/女的性别二元对立，提出了性别是如何形成和被认知的，并且发展了她的“性别操演”理论。

　　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主张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是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女性主义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个体，按照社会规约、制度文化的期望和要求，要形成所谓的“男性气质”，即坚强、勇敢、主动、积极，并且要通过以女性为欲望对象来表现其性别本质；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个体，则要形成所谓的“女性气质”，即温柔、懦弱、被动、消极，并且要通过以男性为欲望对象来表现其性别本质。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然而，作为后女性主义的代表，巴特勒认为这个区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在巴特勒看来，二者之间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不是固有的。而且，权力和话语通过这种区分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转变为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巴特勒关注的性别问题并非简单的性别差异，而是以性别差异为背景，探讨思维方式、言语行为和物质身体的性别呈现。而且，巴特勒也对在性与性别之间作出的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区分提出质疑。她主张，我们除了由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预期形成的区别特征，并不存在一种先在的生物性特征。她认为，传统生物学的性别观可能仅代表一种认识，应该还存在其他认识，生理性别也不止两种。对此问题，美国遗传学家、医学教授安妮·福斯托-斯特林从生理学角度提出的“五种性别”理论恰好为巴特勒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安妮教授根据人体性征的生理结构，提出的五种性别分别是：男性、女性、两性人、偏男性、偏女性。而且，安妮教授也认为，性别具有无限的延展性，现实存在的性别可能完全不止这五种。

　　正是因为巴特勒对传统性别二分的质疑和解构，使得原本被边缘化、被遮蔽的性别身份得到彰显。女性研究与性别研究实质上不存在差异，甚至是彼此交融的，为女性而做的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而做的研究。由此，巴特勒强调，“女性”是一个需要通过批判性思考而不断解构和建构的永恒命题，性别差异的伦理并非专属女性主义内部的命题，而是一种关于如何冲出他者牢笼的、永不停止的思考。

　　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出，作为不同的性别存在表达欲望的媒介，身体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身体被呈现为男性和女性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异性恋秩序。身体的物质性外化为肉体性，为这种秩序提供场所。然而，在这一异性恋秩序之外是被排斥的身体，它们因其偶然性而被拒绝物质化。这个他者位置、这个外在的非中心的位置正是巴特勒关心的越界体验。由此，巴特勒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性别区分，颠覆了原本单一的性别中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性别观——性别多元化理论。她认为，人类的性别身份不是天生的、固定的，而是不稳定的，性别没有等级之分，而是社会文化建构造就的差异。她提出，应该平等地对待性别差异，在性别上给个体以平等的展示机会，这就在观念上建构起了一种新的性别差异观与性别平等观。

　　巴特勒的性别理论把个体的人从凝固的性别身份中解放出来，一改我们思考性别的传统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开放性的理论视角，让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审慎地思考那些给定的概念和理念，并促使我们冷静地审视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思想背后隐匿的权力话语。在巴特勒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去反思、质询并颠覆那些被认为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命题，然后去发现这些命题背后隐藏的霸权，从而为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与解放提供契机。

　　正是因为巴特勒对男/女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所以她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就显得颇有意味了。对于性、性别、性征三个范畴之间的关联，巴特勒认为，这三者的联系是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化行为建构起来的，这种不断重复的仪式化的身体行为就表现为我们所说的性别，此即性、性别、性征的操演性。然而，巴特勒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的，而是不确定的和不稳定的，主体通过不断重复的操演，把自己构建为一个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也就是说，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操演性的。

　　所谓性别操演，并非个体的人自由表演出某一性别，而是“我”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中，在一种严格规定和强制监控下，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扮演或模仿，“我”把自己构建为一个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因此，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复的操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巴特勒明确指出，“性别是对身体不断的予以程式化，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监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她特别强调：“操演既不是一种自由的戏耍扮演，也不是一种戏剧性的自我展现；同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表演。”这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反复”和“引用”。巴特勒指出，通过反复和引用的实践，话语产生它所命名的结果。换言之，个体通过反复操演某个角色，就可以获得一个明确而一致的身份。性别就是通过对社会性别规则的不断反复和引用而操演出来的。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秉持她一贯的哲学批判精神，运用性别操演理论话语分析了性别身份和欲望是一种富于表演的行为，即所有的性别都是“操演”的，是一种模仿，而不是一种本质。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化而稳固下来的。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这样阐述道：“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取它的结果。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也都是制度、话语、实践的结果。”

　　当然，巴特勒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她所要解放的不仅是女性，更是全世界所有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在她看来，所有个体的人都应该尊重相互的气质、人格和自由，认识到相互的价值，在性别多元的社会中和谐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巴特勒的理论促使我们从另类的角度思考性别概念，提醒我们反思习以为常的观念。这恐怕正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真正用意所在。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