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开辟后，茶叶作为重商主义所青睐的“绿色黄金”进入全球贸易体系，有力推动了近代欧洲的资本积累及海外殖民。18世纪初，茶叶随英国殖民传至加拿大，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加拿大的“国饮”。作为文化时尚，茶叶浸润了英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帝国理念，对加拿大的社会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饮茶之风塑造英帝国认同

　　如《不可或缺的奢侈：维多利亚时期的茶》作者朱莉·弗罗默（Julie E. Fromer）所言，茶在英国既是奢侈品又是必需品，是英国文化的基石，影响了殖民地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作为帝国的果实，饮茶之风参与塑造了加拿大的英帝国认同。

　　首先，茶叶充当了英裔文化同化法裔的工具。在近代，法国只是全球茶叶贸易的小配角，咖啡在法国的流行比茶叶更胜一筹。一定意义上，正是咖啡馆助推了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受母国影响，咖啡是新法兰西（1534—1763）更偏爱的杯中物。七年战争后，大批英裔迁入魁北克、新斯科舍等法裔区，饮茶之风被带入。独立革命后，约7万名效忠派从十三殖民地北逃，进一步把饮茶之风带到法裔区。18世纪末，英属东印度公司每两年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举行一次中国茶拍卖会，这两地也成为北美茶叶的集散地。1814年，上下加拿大总人口为43万，魁北克港进口的茶叶量达48.7万磅，超过了咖啡（16.9万磅）。1841年，上下加拿大合并为加拿大省，饮茶之风进一步同化了法裔。

　　其次，茶叶促进了法裔对英国的政治与经济依附。在北美茶叶政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773年底波士顿倾茶引发的英国认同危机。该事件后，英国茶被革命者视为压迫的象征，而魁北克省一度表现出对波士顿的响应。1774年英国惩戒十三殖民地的《波士顿港口法案》生效前夕，“魁北克同情者送来了1000蒲式耳小麦，蒙特利尔送来了钱”。这一态势加剧了英国对法裔倒戈南方的担心，改行怀柔之策，以《魁北克法》对法裔在疆域、政体和语言宗教上作出了重大优待，使其保留在英国旗下。法裔的臣服还表现在依靠英国抵制美国走私茶叶上。美国独立后与广东建立了密切的茶叶贸易关系，满足本国市场的同时，美国人将大批茶叶走私到上下加拿大。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后，走私愈演愈烈。为保障关税和本地茶商利益，下加拿大呼吁英国打击美国走私茶。

　　再次，下午茶彰显了加拿大人对英帝国的效忠。全球商业拓殖是英帝国存在的重要根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茶叶与来自加勒比的蔗糖，连同本地牛奶，汇于杯中成为英帝国全球霸权的缩影。作为“国饮”，下午茶既是富有与风雅的标志，也是帝国荣耀与效忠帝国的象征，很大程度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经济阶层和性别中造就了统一的英国民族认同”，成为联结英帝国的文化纽带。19世纪60年代，像英国那样喝下午茶在维多利亚、多伦多等英裔集中的城市已是通行习惯。1862年，英国旅行家理查德所著《不列颠哥伦比亚四年记》（Four Years in British Columbia）较多记载了当地英裔喝茶的情景，将其视为帝国臣民互动的媒介。从1867年开始，加拿大每年为维多利亚女王生日举行庆祝活动，下午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仪式。1900年，加拿大作曲家塞西尔·博克特（Cecil Birkett）还谱写了一首名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茶”的钢琴曲，显示了浓厚的英国情怀。

　　加拿大人的忠诚还体现在对帝国自产茶的偏爱上。在世界茶叶贸易中，中国长期是茶叶主产地。1864年，中国出口了世界上95%以上的茶叶。为打破中国的垄断，英国从中国偷移茶树、茶种，在1851年于印度试种成功。为了取代中国茶，英国官方与茶商有意将喝印度茶与认同帝国等同起来。1888年，中国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被印度茶超越，印度茶占据了当年英国市场的57%。作为自治领，加拿大积极响应帝国茶运动，优先输入印度与锡兰茶。1896年，加拿大“印度茶之直输入者比前年增至百分之七十以上，至中国茶于加拿大已示衰竭之运矣”。加拿大一些报纸涉茶的社论或广告更是宣扬不同茶叶与帝国忠诚的关联度不同，大力提倡帝国自产茶。以印度茶为原料的立顿茶强调自己的茶“和供给女王陛下的茶是一样的”，贩卖帝国认同。布尔战争中，喝帝国茶被视为对英国的效忠。19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纸《格林伍德周刊》呼吁消费帝国茶为英国助威：“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纳塔尔的优秀青年与锡兰、印度的英国茶农并肩作战。澳大利亚人喝锡兰和印度的茶，加拿大人已喝他们的红茶了……加拿大的女士们，我们祈祷你们帮助英国的茶园种植园主。”

　　加拿大国家身份的孕育

　　饮茶之风的传播是英帝国殖民和全球霸主形象的物化，是英帝国认同的外化。同时，作为经济与文化行为，饮茶对加拿大从殖民地迈向自治领也起了积极作用。

　　其一，茶叶便利了加拿大的疆域拓殖及族群融合。茶叶贸易推动了加拿大领土西扩。茶叶商从圣劳伦斯河港口出发，将茶叶运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商站，或沿途行销给殖民者与原住民，增进了沿线的经济联系。据记载，加拿大北部的纳斯卡皮人常以毛皮交换白人的茶叶，还把茶叶缝在鹿皮玩偶中保存。五大湖区白人毛皮商也常把茶叶作为礼物送给莫霍克人。19世纪80年代，茶、茶杯、茶会已经融入西部原住民文化。至今，在加拿大国家图书和档案馆还收藏着一张摄于1890年、记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锡安人集体喝茶的照片。显然，茶叶强化了白人商业文明与原住民渔猎文明的融合。

　　其二，茶叶助推了加拿大经济主权的提升。茶叶行销北美是重商主义的产物。为确保本土利益，1651年后英国多次颁布《航海条例》，规定英属北美只能从英国购买茶叶等商品。19世纪20年代后，加拿大出现了改革《航海条例》的呼声。1824年，上加拿大议会两院联合报告提出，“东印度公司应该被授予直接从中国购茶并出口到魁北克的权力”；“应允许加拿大商人直接从中国进口必要物资”。工业革命晚期，英国舍重商主义而改行自由贸易，于1833年废止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1849—1854年，《航海条例》被逐步废除，加拿大茶叶贸易绝对依附英国的局面被改变。1851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茶叶额占两国贸易额的10%。1866年，加拿大进口茶叶677.6万磅（价值231.3万加元），按价值计算29.4%来自英国本土之外，16%来自美国。这一态势意味着加拿大对英国经济依附的减轻，助推了自治领经济主权的成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白人化’与北美原住民寄宿学校研究”（23BS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洲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