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王国古称高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自公元1世纪起就在南洋商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与印度等国家、地区的交流，与陆上丝绸之路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末期的贸易银币也随着南洋贸易路线流入中国，其中以红鸟银币为多。

　　“红鸟”文化符号的记载

　　红鸟币在中国漳州又被称为“鸡仔钱”，是柬埔寨在19世纪中叶制作的一种手工打制币。其正面图案为小鸟形象，背面为光背。币面的红鸟有跨步独立、口衔藤蔓、昂首鸣叫等形象，神态不一，拙巧可爱。其形象源于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神话中的哈姆萨鸟（Hamsa bird），在缅甸文化中，这种鸟被称为Hintha，是一种红毛鸭。因此，这种硬币在我国民间收藏中又被称为“红鸟币”。鸟形图像并非柬埔寨独有，这种文化符号大量出现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在中亚、印度及中国的工艺美术与宗教传说中较为常见。

　　从以“红鸟”为代表的鸟形图像这一文化符号去探讨其文化传播路线，过去鲜少有文章和书籍涉及，东南亚钱币往往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佐证材料而出现，以此来补充文献记述的不足。如徐冠勉的《南洋钱法：近代早期荷属东印度的中国货币，1596—1850》在梳理荷兰等欧洲国家殖民史料的过程中，就用了西婆罗洲华人公司满文钱币的材料来证实华人对东南亚商贸活动的影响，补充了这一地区华人铸币种类和发展史的内容。

　　直接提及柬埔寨红鸟币的文献，如《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等，描述都较为简洁，多一笔带过。专门研究东南亚本地自铸货币的书籍很罕见，多以图集、目录为主，如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和广西钱币学会合著的《越南历史货币》、美国钱币收藏家George Cuhaj等编著的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801-1900。这些书籍收录的东南亚货币种类齐全但研究性并不显著，未见从币面的图像纹饰去认识、探索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南洋商贸文化交流的状况。

　　红鸟币的种类与形象内涵

　　从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 1801-1900 一书收录的柬埔寨红鸟币看，1847年后柬埔寨发行了多种正面为红鸟形象的银币，面值从小到大，有以下几种：

　　1Att，铜质，重1.40—2.50克，大小不均。正面为鸟形，面向左侧，昂首翘尾，口衔藤蔓。背面为素面。

　　1Pe，铜质，重4.00—4.60克，大小不均，纹饰与Att相同。

　　2Pe有五种，均为银质，重量为1.00—2.00克不等，大小不均。第一种正面为鸟形，面向左侧，高竖尾羽，口衔藤蔓；第二种与第一种近似，只是尾羽末端向下弯曲；第三种正面为鸟形，有观点认为是孔雀，作开屏状，面向右侧；第四种正面鸟上方还有一字符，形似中文“周”但下有封口，为幸运之意。这四种背面均素面无纹，其中第一、二、四种在同时期的闽南地区十分常见。此外，还有一种与其他图案不同、正面为鸟首人身的迦楼罗（Garuda）形象，面向左侧，背面有文字，锯齿形缘。

　　1Fuang，银质，重2.70—5.60克，大小不均，与2Pe第一种图案相同而略大。

　　1/4Tical，银质，重3.20—3.60克，大小不均。正面鸟形象体态近似Att和Pe，面向左侧，身披华丽羽毛，周围环绕一周柬埔寨语字符，背面为神庙。分有缘和无缘。

　　1Tical，银质，重15.25克，大小不均。与1/4Tical图案内容相同，并增加更多细节。背面神庙塔尖从一重增加为三重。均有缘。

　　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于1953年还发行过10Centime面值的货币，正面图案同样采用鸟的形象，体态与19世纪的红鸟币十分接近。由于机器铸造技术的引入，工艺上有所变化，货币质感和图案上表现出更为规范化、精细化的特点。

　　关于红鸟币究竟表现的是何种鸟类，目前存在多种说法。除了特征较为明显的孔雀和迦楼罗以外，对于最为常见的面向左侧、引首翘尾的鸟的形象，主流观点认为是哈姆萨鸟的形象。哈姆萨鸟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神鸟，是印度教智慧与艺术女神萨拉斯瓦蒂（Saraswati）的坐骑，以珍珠为食，可辨善恶。其原型一说是天鹅，也有观点认为是斑头雁。由于哈姆萨鸟名前一个音节ham是吸气的声音，后一个音节sa是呼气的声音，因此在印度教哲学当中，哈姆萨鸟象征着宇宙的呼吸，代表着宇宙的循环。印度教的圣人常被授予paramahamsa的称号，即至高无上的哈姆萨之意。在东南亚地区的艺术作品中，哈姆萨鸟也很常见，并呈现出程式化的形象：头顶有冠，脖子较短，身体粗壮，尾羽形似花朵。

　　除了印度教以外，哈姆萨鸟的形象还在佛教以及民族艺术中广泛使用。如在缅甸文化中，哈姆萨鸟是孟族人（Mon people）的象征，出现在孟族人的旗帜上。在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中，也有哈姆萨鸟的形象，如白沙瓦出土的卡尼什卡舍利盒（Kanishka Casket），盒盖下缘有一周哈姆萨鸟形象，其中一只还衔有花环，与红鸟币上衔藤蔓的形象一致。

　　南洋商贸与柬埔寨铸币

　　15世纪以后，明朝铸造的铜钱及其东南亚本地的仿铸钱成为经济活动的“润滑剂”。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把中国连接东南亚、印度、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推向了顶峰。柬埔寨的金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中转口岸，使柬埔寨王朝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567年，明朝解除南洋海禁，大量铜钱铸料流入东南亚地区。到了1590年，广东和福建开始为南洋地区铸造一种新式而廉价的铅合金币，但这种劣质的铸币使得南洋海岸地区出现仿铸币、劣质假币泛滥的现象，于是白银铸币慢慢取代了铅合金币。

　　在14世纪吴哥王朝晚期，安赞王下令铸造带有龙图腾的金、银质地的斯伦币，这是全国通用的统一货币，但对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柬埔寨社会，物物交换仍然比较普遍，自铸货币流通不顺畅。17世纪30年代，一位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国商人曾根据合同为王国铸币，他还向荷兰人购买白银作为铸币材料。

　　18世纪上半叶，南洋地区商贸发展使得白银需求量激增，新的水银提炼技术同时在西属美洲和日本被用于白银开采，这导致流入中国、印度的白银量激增，大部分白银流经东南亚并留在了当地，柬埔寨王朝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系统，以便更好地控制国内经济。

　　18世纪末19世纪初，柬埔寨主要流通国内铸造的银和铜质的红鸟币、越南用锌铸造的形似中国铜钱的方孔圆钱，还有少量泰国暹铢。为了取代暹铢和越南锌钱，柬埔寨增加了自铸币的产量，除了原本存在的金、银质斯伦币外，银质和铜质的手工打制的红鸟币也并行使用。然而，法国殖民者很快打破了这一欣欣向荣之势，19世纪中后期，柬埔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与越南、老挝并为印度支那联邦，自铸钱币还没在市场普及就戛然而止，只有部分已发往市场，参与流通的货币散落民间。

　　文化交流与华人贡献

　　15世纪的真腊晚期，由于柬埔寨大力提倡海上贸易，吸引了许多华人船商来此经商贸易，其中不少人就在此地娶妻安家，形成了继吴哥王朝时期之后的又一次华人移民高潮。这次华人移民高潮与早期华人移民高潮有所不同。9—14世纪的华人移民看重的是柬埔寨易于谋生的环境和条件，到此打工挣钱。正如《真腊风土记》记载：“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

　　15世纪以后，华人移民柬埔寨的特点是批量移民，移民的规模不只局限于一人一户，而是一个家族，或者是来自同一个地域的数十人、上百人团体。他们因明末政治避难或清朝中后期战争的缘故，移民到柬埔寨的荒僻地区，在那里安身立命，胼手胝足，成家立业，最终将那里开发为鱼米之乡。

　　17—19世纪，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批较为富裕的市民阶层，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他们携带资金，移民柬埔寨经商发展，带动了柬埔寨社会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随着华人不断增多，他们在当地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极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从而构成了柬埔寨的华人社会，这就是柬埔寨各地“华侨城”的起源。这些华人移民就是当代柬埔寨60万华族的先民。19世纪铸造的红鸟币，在居住于柬埔寨的闽南华人群体中流通使用，并跟着归国华侨来到闽南地区，从东南沿海进入内陆。

　　中国历代史籍持续记载着柬埔寨王朝世系的更迭，说明柬埔寨与中国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和往来，而海上丝绸之路则为这一切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自铸钱币出现之前，柬埔寨历代王朝和越南曾大量沿用中国的方孔圆钱。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两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印之间海路往来途经高棉王国，因此柬埔寨成为中印两大古代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相互交流融合之地，而柬埔寨的红鸟币图形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正是柬埔寨本土文明在中印两大文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在其文化渊源背后，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华人群体，借助华人开辟的商贸路径，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交流往来。海陆丝绸之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联系更为密切，“红鸟”这一文化符号便是这段史实的见证。同时，它也与海陆丝绸之路沿线环地中海地区、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古代钱币鸟形图像的文化内涵有一定联系，充分体现了欧亚文明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借由商贸路线发展出来的平等、共通、互鉴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LSYZD21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