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实证丝路历史脉络、丰富丝路文化内涵、活化丝路历史场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18年以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科研团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进行生物考古综合研究工作，使用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等跨学科方法深描了一座两汉时期东天山北麓地区屯田古城的历史文化风貌。其中，两块丝绸的考古发现，更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汉代丝绸之路上农牧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动人故事。

　　农牧共生的汉代古城

　　石城子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的丘陵之上，南北长约380米、东西宽约280米，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地形险峻、易守难攻，为一处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东天山北麓设立的军事要塞。有学者认为石城子遗址即是东汉将军耿恭据守过的“疏勒城”，历史地位重要。

　　2014—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了连续的主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城门、角楼、护城壕、房屋、陶窑和墓葬等遗迹，大量具有明显汉代特征的板瓦、筒瓦、方砖、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与战斗、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器具如灰陶罐、盆、钵、瓮、陶纺轮、石磨盘、铜镞、铁制铠甲等。如此集中、大量的汉代风格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使石城子遗址成为新疆汉代考古学文化断代的标尺。2020年石城子遗址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综合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结果，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石城子城址内生活着两类人群：农业人群和牧业人群。虽然这两类人群都以麦类作物为主要粮食，但他们对肉奶等蛋白质食物的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农业人群营养水平相对较低，主要摄入农作物而较少摄入肉奶食物；牧业人群营养水平相对较高，生前应当消费了大量动物肉奶制品。从古DNA研究结果揭示的石城子居民个体的遗传谱系来看，石城子农业人群具有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人群的遗传来源，而石城子牧业人群具有古代东北亚人群的遗传来源。

　　两汉时期的屯城是汉朝与西域密切往来的“补给站”和“桥头堡”。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描绘以石城子为代表的汉代屯田古城中，农牧人群互动的历史图景。来自中原内地的屯田戍卒主要生产青稞、小麦、粟、黍等农作物，并大量饲喂羊、牛和马等家畜。这些农牧业产品作为后勤补给的物资，供应给西域地区执行军事行动的汉朝军士和使者。此外，随着汉朝与西域联系的逐渐密切，肉奶食物也供给往来西域与汉朝之间的他国使者，其中可能有相当多数的人就是同在石城子居住的以消费肉和乳制品为主的牧业人群。

　　石城子汉代屯城附近的牧业人群并没有因为汉人到来而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获得了较好的营养与生存状态。在石城子遗址还发现了两类用于谷物加工的石转磨，分别是磨齿发达、制粉效率更好的“中原式”中型双磨眼石转磨和西域原有的无磨齿小型单磨眼石转磨。结合石城子居民生活方式和遗传来源的多样性，我们推测石城子古城的设立可能凝聚形成了当地农牧人群双向接触、亲密互动且互利互惠的新局面。

　　身披丝绸的游牧少女

　　在石城子城址西侧墓葬区内一处编号为M2的墓葬中，静静躺着一位生活于东汉时期的未成年女性。在她的身边安放着铁镞、铜耳环、戒指、漆木器等陪葬品，墓底东南方向还发现140余件羊距骨，显示出强烈的草原游牧文化风格。同位素古食谱分析结果显示，这位少女属于以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业方式的牧业人群。有趣的是，M2的木棺及墓主身上由赭色和黄褐色织物包裹。后经检测，我们确定这种织物为东汉时期产自中原内地的大宗丝绸品种——平纹的素绢和红绢。作为新疆天山北麓地区的第一次发现，丝绸为何会出现在牧业人群未成年女性的墓葬中？我们认为，应从丝绸在葬俗使用的文化意涵与新疆当地的葬俗中寻找答案。

　　丝绸之路因以丝绸为媒介的物质文化交往而闻名。史书曾记载汉武帝时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的盛况，“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市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绢”是平纹类织物中丝织品的通称，为我国古代丝绸品种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文》曾说“绢，缯如麦”，意为麦青色的丝织品。其结构紧密挺括、质地坚牢、耐磨性好，实用性较强。丝绸不仅是汉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纺织品，也是墓葬中常用的陪葬品，是体现先民“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重要载体。《礼记》中记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曾出土“素纱襌衣”和木棺上覆盖的T形帛画等。

　　新疆地区自青铜时代以来，也存在在棺上以及墓主人身上覆盖织物或皮革制品的丧葬习俗。以南疆地区青铜时代的代表性遗址——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为例，木棺上及墓主人身上就覆盖了皮革制品和毛织物。到了汉晋时期，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编号M8和营盘墓地编号M15的古墓中，除了毛、皮制品外，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织锦、刺绣等，说明此时样式精美、制作复杂的“高端丝织品”已经进入新疆地区贵族的丧葬习俗中。而本次石城子遗址的大宗丝绸产品出现在游牧民族少女的墓葬中，说明丝绸在此时就已经真正融入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

　　葬俗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因素，一般不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然而，我们发现汉晋时期的西域居民，虽然沿袭了这里自青铜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在棺上和死者身上覆盖各类织物的丧葬习俗，但他们在与汉人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不仅接纳了产自中原内地的丝绸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丝绸在养生送死中的文化意涵。由此可见，石城子附近的游牧民族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他们在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既保留了本民族精神文化特色，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正如作家莫言所说，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贸易之路，而且是人类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类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从石城子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天山北麓地区以丝绸为媒介的农牧文化交流与互动在东汉时期已走向更深层次。

　　各族人民共建丝路

　　无独有偶，在与石城子遗址隔山相望的天山南麓，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开发西域的历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发现的“刘平国刻石”上也生动地记录着。古朴的汉字隶书记述了东汉桓帝永寿四年（158），刘平国，一位采用汉族名字的龟兹少数民族将领，带领汉族、羌族同胞一同修建亭障的事迹。（朱玉麒、李肖：《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汉书·西域传》中曾记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作为秦汉时期的地方基层管理机构，“亭”在边疆地区主要负责稽查行旅，警备候望，保卫边境安全。“刘平国刻石”所在的博孜克日格沟谷为沟通南北疆的乌孙古道，崖壁陡立、易守难攻，在此修建关亭，既可控制南北疆之间的往来，也可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

　　“刘平国刻石”——这块中国最西部、存世最早的汉文刻石，刻下了各民族人民“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美好祈愿，也刻下了各民族共同开拓新疆、共同创造新疆灿烂文化的历史事实。石城子遗址中包括丝绸在内的相关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出丝路精神的深刻内核，即在不改变彼此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互鉴模式。石城子丝绸与“刘平国刻石”，天山两侧一北一南，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形成呼应，让我们看到在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人民仿佛丝绸“经”“纬”紧密交织在一起，织就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画卷。

　　（作者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一带一路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