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不仅是自然的和外生的变量，也是连续性的社会创造，是理解政治发展、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秩序是在时空中建构起来的，时空是秩序的容器，也是建构秩序的工具。城市不仅是高度密集的社会空间，也是资源要素快速流动的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城市的空间构成及其运行越来越复杂，城市的时间要素也不断调整和变化。时间是城市管理和运行的基本参数，是检验社会活动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工具，决定了城市治理是如何进行的，也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设定城市活动尺度与实现时间资源再分配

　　自古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设计和规定时间都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比如古代国家通过修改年号来建构政治合法性，颁布历书/法来指导社会生产生活，建立邮驿系统以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通过敲钟击鼓来安排城市居民的作息等。同样，通过设置时间来规定城市生活的尺度及其含义，也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本任务。

　　我们知道，时间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城市积极利用时间工具来规划和设计城市治理，各个城市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具体诸如三年行动、五年规划、一小时城市圈和十五分钟生活圈等重大规划，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年出形象、五年出功能、十年基本建成”等实施方案，都是以权威性的方式定义了未来的时间，对时间要素进行细致的拆分或分解，给时间打上特定的任务标签，根据时间表来安排和部署城市活动。对时间的各种定义和设置，比如安全生产事故有关部门逐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行政审批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24小时完成流调报告”等，实质上是赋予时间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也规定了社会活动的节点和节奏，特别是为协调不同的社会主体及其活动提供了简便的工具。

　　很显然，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资源，围绕时间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利益和道德的较量，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8小时工作制”是劳动者长期血泪抗争的伟大成果。近年来，“996工作制”现象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其中所内含的正是围绕时间资源的斗争问题，即如何安排合理的工作时间，企业和员工谁能掌握决定权，如何避免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夺等。实际上，由于时间是社会活动的内在参数，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消耗和社会收益，因此围绕时间的争论就成为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相应地，如何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时间资源的再分配，就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应有之义。

　　自然时间是均匀的，社会时间却是不均衡的，不同社会活动需要的时间量是不一样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时间效用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发展差异化的时间治理方案。其中具体的议题包括：1.时间资源向谁倾斜，比如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优先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2.时间资源配置给什么事，比如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围绕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进行反复协商，把更多时间用在交流对话上，促进共识的形成；3.协调占时的冲突，比如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协调社会民众“抢时间”的冲突，打造“7×24不打烊”政务服务，以响应非工作日办事的需要。

　　任何社会活动都要占用必要的时间，且都是可以通过时间刻度来进行标注的，因而也可以通过调整时间节点来实施干预和影响。比如限定业务办结的时间，打造“即时办结”和“限时办结”窗口，尤其是做到“随来随办”和“即办即走”，减少跑腿次数，缩短办事时间。因此，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都包含了时间资源再分配的含义，也形成了时间资源再分配的社会效应。比如各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减少社会民众办事的跑腿时间。既然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那么时间资源的分配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损益效果，形成不同的收益分布格局。

　　推动城市治理持续加速

　　加速是近现代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下，城市的运行变得越来越快，也成为社会加速的重要引擎，推动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加速，诸如快餐、快递、快闪和快手等，都体现和助长了“以快为王”的现代城市文化。由此，城市资源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交相互动更加紧密，时间的敏感性越来越强，社会活动的单位时间消耗更低、速度与节奏更快。城市治理加速的典型现象就是删减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减少各个流程或环节的时间损耗，比如政府“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集中化作业，加快了公共服务流转的速度，减少了社会民众获得服务的时间，也改善了服务过程的体验感。

　　城市与城市治理是相互适配的，城市的加速要求城市治理的加速，如果城市治理跟不上去，城市就将陷入混乱。超大规模的城市运行随时可能遭遇某些方面的风险，但如果缺乏快捷和灵敏的应急管理机制，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或灾难。因此，顺应城市运行加速的要求，城市治理也必须同步跟进，具体比如缩短管理和服务的链条，落实服务时限承诺制，加快在线办理的速度等。诸多城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诸如“随时办”“马上就办”“接诉即办”以及“24小时不打烊服务”等，关键都是要快速做出响应，迅速解决社会问题。许多城市还建立“超时默许”制度，以保证审批时限，防止懈怠和拖延。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是城市治理加速的重要工具，为加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风火轮”。首先，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信息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促进了治理要素的流动，也有利于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信息技术可以记录城市运行及其细节，消除了城市治理的模糊地带，提高了城市治理的精准性，也能推动城市治理的加速。最后，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可以突破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边界和壁垒，形成信息共建共享的局面，方便相互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预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将继续推动城市的全面加速，对城市治理的时间策略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创造更多可支配时间

　　时间从来都是稀缺资源。但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城市的时间是可以压缩或挤压的，也可以通过重新规划和设计，创造出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或剩余时间，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活性资源。其中典型的治理策略如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缩短通勤距离，节约通勤时间；建立历史文化纪念场所，促进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打通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夜间经济和假日经济等，提供更多的休闲时间，满足民众个性化的生活需求。这些城市治理策略都意味着时间的节约，“挤出”了弥足珍贵的剩余时间，为社会活动的延展和深化提供了可能。

　　作为时间的重要隐喻，剩余时间显示出时间的弹性和不规则性。既然时间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尺度，那么各种改革和创新方案在设计社会活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调整时间的阈值、标准和强度，形成社会活动与时间参数的新组合。其中主要包括两种路径，即或者是通过变革治理活动而创造剩余时间，比如“联合审查”将过去的“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审批”，压缩了行政审批的时间消耗；或者是通过设定剩余时间而建构社会活动，比如许多领域通过设置“留白区”或“冷静期”，推动人们的审慎选择和理性行动。当然，剩余时间有些是虚拟的，提供了社会预期和想象；有些是真实的，解放了社会主体。

　　在城市加速的普遍趋势过程中，速度俨然成了评估城市活动的唯一标准，带来了加速或速度的“专制”，把一切慢的东西都打倒在地。但就在“加速”的背景下，“减速”也构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选项。许多城市积极建设“慢行绿道”，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慢下来”，去建构更加理性从容的生活方式。而这无疑是现代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一些平和而柔性的治理技术的应用，诸如意见征询会、居民议事厅以及多元协商对话平台等，看似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拉长了问题解决的时长，实则是寻求更理性、温和、包容和可接受的治理方案，促成更广泛的参与，引出更多维的意见，减少冲突与摩擦。

　　总之，城市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各种资源要素的互动构成快慢不一的频率和节奏。因此，如何安排好时间，通过对时间的“加减乘除”来促进城市要素的分化组合，调整城市治理的速度与节奏，实现城市运行和管理的优化，构成了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时间的定义、划分、调配和转换，城市治理既可以积极而灵活地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也可以踩下城市加速的刹车踏板，使许多活动的速度降下来，塑造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生活。正是通过对时间工具的精准掌控，城市治理呈现出更加多元而丰富的面孔，适应和满足多样化人群的需求，建构了高度开放和包容的生态，也孕育出张弛有度和动静皆宜的城市精神。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