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越发沉重的压力，急需各国携手合作，为食物、人类和地球的未来采取行动，共创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粮食未来。就世界粮食安全形势、联合国2030年“零饥饿”目标、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中国减贫成就等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美国腹地中国协会战略顾问肯尼斯·奎因（Kenneth Quinn）。

　　“两个有趣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年来，您一直是中美交往的积极推动者、中美农业合作的“牵线人”、中美地方交流的“搭桥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在您的经历中最有意义的中国故事？

　　奎因：作为美国外交官和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我已经访问中国近20次。我第一次访华是在1979年10月下旬，当时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友好活动的一部分，我随美国州长代表团一起访华。那时我已经在东南亚做了10年外交官。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刚刚开始，我到访过的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还没有经济发展的新迹象。我尤其记得站在上海外滩，眺望对面浦东的夜景，当时浦东还是一片荒芜。25年后，当我故地重游，看到浦东现代建筑林立，我觉得大为震撼。这一景象对比，充分印证了中国和中国经济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且这一变革遍及整个国家。

　　在1979年那次访问中，我有幸见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他在讨论中国内部发展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时十分坦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10月，我陪同中国省长代表团回访艾奥瓦州，这个代表团里就包括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我对中美建交后的这次历史性访问仍历历在目。在访问艾奥瓦州期间，中国省长代表团对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进行了多日考察，提出了很多问题，尤其对艾奥瓦州阿曼纳社区发生的转变非常感兴趣。阿曼纳社区在几十年间曾一直以集体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业模式非常相似。在20世纪30年代，阿曼纳社区进行了改革，将土地划分为个体农场。后来，我了解到当时中国国内存在关于中国农业是否可以进行改革的激烈辩论。或许，艾奥瓦州阿曼纳社区的经验对中国政府考虑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农业改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改革，中国的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中国省长代表团访问艾奥瓦州结束后，我亲自参与了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缔结友好省州关系的谈判。1985年，河北省派出的玉米加工代表团访问了艾奥瓦州，由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带队前往。尽管我没有在那次访问中见到习近平，但我在2012年2月担任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时，亲自主持了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题演讲。当我迎接并陪同他进入大楼时，我告诉他，我在1980年曾亲自陪同他的父亲在艾奥瓦州参观。习近平将他和他父亲在艾奥瓦州的访问经历描述为“两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标题用中文写在我委托制作的画作底部，这幅油画现在就挂在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大楼里。

　　2004年，我协助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邀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世界粮食奖创始人诺曼·博洛格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同年晚些时候，我在得梅因主持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荣获世界粮食奖的颁奖仪式，后来我还担任了袁隆平教授主持的国际水稻发展论坛副主席。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消除贫困、提高人民收入、促进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

　　“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

　　奎因：在我看来，地球现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那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可持续地生产和分发足够的营养食品，以满足到2049年时地球上90亿到100亿人口的需求。

　　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我们必须开发更高产的种子和农业技术，以在现有的农田上种植出更多的食物，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如频繁的洪水、干旱、森林大火以及由于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水入侵。

　　此外，我们还必须防止动植物疫病，以及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目前，俄乌冲突导致的小麦出口减少对非洲等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清楚地展示了战争是如何导致最贫困地区最脆弱人群遭受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全球仍有数亿饥饿人口。您认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零饥饿”目标面临哪些挑战？

　　奎因：从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开始至今，是人类历史上粮食生产和减少饥饿问题的伟大时期。在美国的诺曼·博洛格、中国的袁隆平和印度的蒙克姆布·萨姆巴希万·斯瓦米纳坦等一批顶尖农业科学家的带领下，这段时间见证了年度作物产量的指数级增长。

　　作为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我有幸与这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密切合作过。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从在我们举办的世界粮食奖博洛格对话国际研讨会上发言的官员和专家演讲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对增加粮食产量和缓解粮食不安全趋势比较乐观，并认为世界将会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

　　然而，这种上升趋势或者说乐观态度现在似乎已经减缓、停滞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逆转，非洲的情况是其中之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全球减贫组织领导人评论指出，当前饥饿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国际粮食援助的支持水平不足且在下降。由此来看，我认为，似乎不太可能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效减少粮食浪费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报告显示，在全球存在数亿饥饿人口的情况下，仍有约三分之一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解决全球范围的粮食浪费问题？

　　奎因：粮食浪费发生在农业生产链的不同环节，例如，生产、运输和加工过程以及在餐馆或家庭消费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减少粮食浪费。

　　根据我在农业领域的50年工作经验，我认为，改善和升级从农场到市场的道路，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将是减少从粮食收获到市场的食品损失和浪费的关键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把作物更快地装载和运输到更高效的加工地点，是当前大幅减少作物损失的可行之法。这个观点我之前就表述过，2022年10月16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道路是中国扶贫的核心》的文章，详细引述了我对道路改善和升级产生的影响的看法。

　　当然，其他创新手段，如有效的作物干燥技术和无法被动物或昆虫侵入的运输包装，将进一步减少在粮食收获后产生的立即损失。在城市地区和特殊机构方面，如学校，食品是通过自助餐形式和大量提前烹饪提供的，食物浪费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能改成提供按个人点单制作的点餐政策，也将减少食品浪费。此外，通过其他程序和机制将这种剩余食物分发给帮助贫困和饥饿人口的组织，再通过它们把食物发放到有需要的人手里，也是减少食品浪费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一些组织在这样做了。他们通过大力推广食物重新分配以及其他减少浪费的生活方式，取得了不小成绩。我最近在访问哥本哈根时了解到，丹麦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停止浪费食物”倡议，该倡议通过与超市协调开展活动，在减少食品浪费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另一个在减少食品浪费方面产生创新影响的组织是MEANS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由一位名叫玛丽亚·罗斯·贝尔丁的年轻女性发起的，她曾是艾奥瓦州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的实习生。MEANS的意思是“将多余物品与稳定需求匹配”，她协助那些有多余食物的机构与帮助贫困和食品不安全人口的组织建立起联系，精准匹配供给和需求，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总结起来，我认为，改善农村道路、收获储存运输的技术创新、剩余食物的重新分配策略以及减少商品的过度包装都有助于有效减少粮食浪费。

　　中国树立农业转型成功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面对疫情灾情交织叠加、国际粮价剧烈波动等多重冲击带来的严峻形势，中国粮食生产连续八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您如何看待这几年中国在农业粮食生产上的发展势头？

　　奎因：过去40年里，中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强了食品生产链中的关键要素，显著改善了年度粮食产量波动。与其他现代农业体系一样，通过提高国内生产和运输能力，中国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其国内某些地区的短期粮食短缺问题，并对国际贸易体系产生影响。

　　习近平主席对农村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使得中国在应对粮食收成减少和食品短缺等方面问题的能力大幅提高。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其他农业大学以及研究中心也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研究，努力改良种子和改进农业生产方式，以保持高产量，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不利因素。

　　我们看到了这些积极的进展，也必须意识到对于中国和其他主要粮食生产国来说，能够积累国内和国际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拥有充足的粮食才能对抗极端或不可预测的全球灾难的冲击。比如2008年，在全球粮食危机期间，当许多国家停止出口某一特定作物的剩余产量时，那些依赖进口来供养本国人口的国家就面临了危机。因此，对于那些有粮食剩余的国家来说，建立有效的储存系统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传统的进口国来说，需要在丰收年份积累进口粮食的储备。这是中国未来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谁来养活中国”到“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中国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怎样评价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

　　奎因：中国在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努力中取得了巨大进步，截至2019年累计减贫7.5亿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贫成就之一。据专家估计，从1980—2020年，全球约有10亿人摆脱了贫困，其中约四分之三来自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的，仅用了40年的时间。虽然拉丁美洲、南亚等地区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中国帮助的人数。

　　在绿色革命的早期阶段，从一些特殊的例子中我们就能看出新的增强型技术的力量不容小觑，它有助于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博洛格在墨西哥偏远地区开发的高产“奇迹小麦”使该国在1960年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开始出口小麦。博洛格与斯瓦米纳坦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合作，在印度即将爆发大规模饥荒以及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情况下，使印度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粮食生产增长，博洛格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袁隆平在发展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成就引人注目。在中国面临着广泛的粮食短缺和饥饿贫困问题的情况下，袁隆平迅速在中国各地分发的新种子遏制了饥饿蔓延。随后，袁隆平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的负责人和科学家分享了他的创新农业技术。通过交流合作，袁隆平的创新农业技术可以广泛分享给其他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各国。在接下来的50年中，袁隆平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开发了更多高产的种子，如“瀑布水稻”品种（因为每株水稻植物上的谷粒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植物弯曲并呈现出“瀑布”般的水稻粒外观），这些成就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将在未来几十年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在农业领域有哪些重要经验可向国际社会分享？

　　奎因：几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智库论坛上，我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概述了我认为促使中国农业转型的五个“R”：道路（Road）、研究（Research）、水稻（Rice）、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和改革（Reform）。就拿改革这一项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政策发生了巨大变革，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深刻的变革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减贫奠定了基础。

　　在我长达50年的外交生涯中，尤其是在我领导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的20年里，我一直坚信我们可以“通过农业促进和平”。我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东南亚和非洲的村庄工作期间，亲眼见证了道路的改善和新种子的引入如何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去了和平。

　　2013年世界粮食日我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将世界乡村道路地图和世界冲突地图覆盖在联合国饥饿地图上，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出“道路的尽头就是饥饿、贫困、营养不良，以及冲突、叛乱和恐怖主义的开始”。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敦促各国和地区学习中国扩建和升级农场到市场道路系统的经验。1979年我首次访问中国时，中国农村道路普及率很低而贫困人口比例很高。到2023年，农村道路普及率接近100%，贫困率接近零。非洲现在面临着4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同样挑战。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非洲开发银行在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的带领下，积极采取行动来扩展非洲大陆地区交通网络，通过提供“摆脱贫困的道路”来带动非洲的发展。

　　每次我在发展中国家演讲或参与重要会议时，如每年一次的非洲绿色革命论坛，我都要提到过去40年中国的这些发展经验。中国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农业转型典范，我希望更多的国家可以从中国身上汲取经验。

　　通过农业促进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世界各国应如何更好地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奎因：展望未来，我想提出四点至关重要的举措，以便我们的地球更好地迎接挑战，未来能够用可持续的方式供养全球90亿至100亿人口。

　　首先，最大限度地鼓励世界各地政府官员、农业专家以及农业企业高管之间加强互动。作为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的主席，20年来我一直努力通过这个平台做到这一点，邀请了各种各样的演讲者参加在艾奥瓦州举行的年度博洛格对话国际研讨会和获奖者颁奖典礼。到目前为止，我们向来自21个国家的顶尖农业科学家们颁发过世界粮食奖。

　　以中美之间的农业合作为例。2019年底，我从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的领导职位上退休后，开始担任美国腹地中国协会的战略顾问。由此，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密切合作，组织了一系列线上的中美农业圆桌会议。这些非常成功的交流涉及两国主要研究机构的政治人物、企业高管、科学家和专家学者，展示了持续协作与合作对全球进步的重要性。2020年和2021年期间举行的这些线上会议使得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于2022年4月主办了线下的中美农业对话。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面对面对话和其他线上活动，对于维持两国专家之间的实质性交流非常重要。

　　其次，应对全球挑战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是激励下一代。我们需要最聪明、最有能力的青年学生投身到农业和环境科学以及与全球粮食安全有关的其他领域（例如营养和健康科学）。为此，我建立了世界粮食奖全球青年学院，以激励高中生对这些关键专业领域产生兴趣。该项目于1999年在艾奥瓦州启动，当时只有25名学生参加，现在这一项目已在美国30个州和多个国家开展，每年辐射数千名学生。过去20年，我们不断派出美国学生到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位于长沙的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为期8周的暑期实习。同时，每年10月我们也会接待中国学生参加到全球青年学院项目中。我认为，激发下一代对于农业发展的热情至关重要。

　　再次，鼓励增加双边和多边农业贸易。2012年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在得梅因获奖者大厅举行，签署了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大豆出口中国的合同。在2022年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上，艾奥瓦州玉米种植者协会宣布获得中国进口美国玉米大单。如此巨额的双边贸易有助于维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加强应对和预防动植物疫病的双边和多边合作。2014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负责人卡纳约·恩万泽在世界粮食奖研讨会上，紧急呼吁各国针对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的蔓延采取行动，并强调其对农业的影响。没有什么比毁灭性的植物病害或动物病害大流行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这种流行病会像新冠疫情影响人类健康一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威胁粮食安全。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行动起来确保全面合作，对国家之间的食品、种子和动物的流动实施严格控制。

　　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和平至关重要。对于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即为90亿到100亿人提供足够的食物，没有什么比两个地球上最重要的农业实体之间爆发冲突更有害的了。因此，最近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论坛上，概述了对实现“通过农业促进和平”的希望和愿景。具体来说，我希望促成中美两国的重大伙伴关系，并以平等的基础与非洲机构合作，未来25年内升级非洲特别是最脆弱地区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

　　我相信，地球上两个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要是能够作出这一历史性承诺，不但可以使我们摆脱目前令人担忧的双边关系走向，同时也将提升非洲的粮食生产能力，更好应对到本世纪中叶将增加的十亿人口所产生的基本粮食需求。这实际上就是“摆脱贫困之路，通往和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