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年间的浙东《状江南》唱和诗值得特别关注，这组诗改写了以往诗人们对江南的叙述方式，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和认识价值。在文化视野中考察唐诗，可以发现诗歌解读与文化建构的多元结构。安史之乱发生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一旦与《忆长安》比照而进入唐诗时，就会出现色泽鲜明的别样图景。
婉转声情再现南方的美丽灵动
如从诗歌史角度看，南北朝民歌已经呈现出南北不同的风格，但内容大致围着爱情转，风物只是陪衬。如南朝民歌《读曲歌》“柳树得春风，一低复一昂”；《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写南方风物，全诗重点还是落在爱情上。
东晋南朝文学作品，对南方的表现是有局限的，和《状江南》写作地点相同的诗较多，如王籍《入若耶溪》：“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市南。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动静之妙为人赞赏，而诗中景物的地域性特征不明显。
以江南背景而形成的山水诗，表现南方山水的灵秀和俊美，谢灵运和谢朓的诗歌对后世影响较大。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前者应是初春，后者应是仲春或季春。
如果从南北分论角度看，唐代可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帝京系列大制作相对应的是《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写江南风物、婉丽情感，承六朝吴声西曲而来。“春江”即指长江，诗的格调和风物皆指南方。分从春、江、花、月、夜写南方景物及人物活动，与其说是宫体诗自赎，不如说以南方民歌底色，婉转声情再现南方的美丽灵动，在以帝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之外，展现南方文化的魅力。王闿运评《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西洲》格调，正是江南文化的体现。无论是东晋以来山水描写，还是大历以前的春江月夜，都是一种文化范型的存在和展示。真正的突破，要等待《状江南》的到来。
一诗咏三物
大历诗人之前的描写，大致是江南山水和人文。大历《状江南》唱和改变了对江南的呈现方式，开拓了江南风物描写的新境。
《状江南》之“状”，是“比”义，而且“每句须一物形状”。这一具体写作规则，已将对江南的表达和传统诗作区分开。如写江南春天：“江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白雪装梅树，青袍似葑田。”“江南仲春天，细雨色如烟。丝为武昌柳，布作石门泉。”“江南季春天，莼叶细如弦。池边草作径，湖上叶如船。”显然，这里主要写江南风物之美，物产之丰，在此前诗歌中较少描写。如诗中出现细如弦的莼叶，据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茆与荇叶相似，南人谓之莼菜。” 张翰在北方做官，见秋风起，乃思莼羹鲈脍，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归路随枫林，还乡念莼菜”， 以莼菜表达乡思。大历诗人唱和中对莼菜的描写，只是作为江南自然物象，而没有传统的人文内涵。“池边草作径”也没有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情感注入。
此外，《状江南》唱和，应还有不见文字的规则，从诗作中可以归纳，如每首诗第二句都是第四字用“如”。他们在唱和时都会尽量遵守规则，只是由于每位诗人写作能力不同而不能完全做到。比如写夏天，贾弇《孟夏》：“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樊珣《仲夏》：“江南仲夏天，时雨下如川。卢橘垂金弹，甘蕉吐白莲。”范憕《季夏》：“江南季夏天，身热汗如泉。蚊蚋成雷泽，袈裟作水田。”首句交待时间，余下三句，都在以一物比喻一物形状。贾弇诗中每句一物分别为慈竹笋、蜃气、蛙声，而“一物形状”是通过比喻来完成的，慈竹笋老少相依如编排成一般；蜃气幻化为楼阁；蛙声如管弦奏乐。如严格审查，很难都合格。范憕诗“蚊蚋成雷泽，袈裟作水田”，前句中一片蚊虫声如雷声轰鸣，而“袈裟作水田”则不易理解。据焦竑《焦氏笔乘》解释：“王少伯诗‘手巾花
净，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诗‘乞食从香积，裁衣学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即袈裟也。内典：袈裟字作毠
，盖西域以毛为之。一名逍遥服，又名无尘衣。”因此，“袈裟”句是为了押韵而互换位置了，“水田作袈裟”则更符合要求。如此咏物，改变了以往对江南描写侧重山川人文的模式，而且这些写作规定使一诗咏三物，如加上比喻的喻体，差不多是一诗六物“形状”。
咏物的月令诗也是月令的咏物诗
除写作手法外，《状江南》还采用月令组诗方式和以往江南诗区分开来。《状江南》一题为《状江南十二咏》，十二咏即用比喻而择物咏唱十二月不同时令特点。一个季节分孟、仲、季三个月，如秋季则分为孟秋、仲秋和季秋。月令诗在初唐已有李峤的作品，但李峤诗比较宽泛，表达手法是传统的。而《状江南》则不同，以咏物为主，这就意味着每首诗的后三句必须写当月的景物。
李峤写岁时景物是大手笔，概括某月时令物候，包括北方和南方，尽量写出当月的物候景致及人物活动，且在区分相邻月份特点和体物上下了功夫。像咏物诗、月令诗都以写物、物候为要，工整是第一位的，工整又能有生意更好。李峤这类诗中有些作品还是生意盎然的。其实，比照《大衍历》的相关内容，敦煌《咏廿四气诗》也是开元、天宝年间作品。以敦煌二十四节气歌中的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例，同开元大衍历相应内容对比，可发现敦煌《咏廿四气诗》与《魏书·律历志》异，而与《大衍历》同。
《状江南》异于《十二月奉教》《咏廿四气诗》。《状江南》十二首是月令诗和咏物诗的综合体，是咏物的月令诗，也是月令的咏物诗。大历诗人《状江南》唱和似乎有意规避了此前文人如李峤诗、民间如《咏廿四气诗》的写作模式和写作侧重点。李峤《十二月奉教》比较文人化、贵族化，敦煌《咏廿四气诗》比较民间化，而《状江南》则处于二者之间，兼其文人化和民间化。无论是李峤十二月奉教诗，还是敦煌《咏廿四气诗》，都直接写人物活动，而《状江南》十二首几乎没有写个体的行为，与之有了区别。《状江南》之前，咏物诗大致是一首咏一物。这和以前的十二月令诗有了区别。
每一句写出一物形状
结合《柏梁体状云门山物》序，可概括《状江南》的写作规则：状，比也；每一句写出一物形状，构成比喻关系，有比体和喻体；第一句写时间，第二句用“如”字句。因是月令诗，故所写之物与月令相关。从大历诗人写江南的横向比较也可以看到，浙东唱和有对江南人文、山水描写，《经兰亭故池联句》《征镜湖故事》即是。在人文与山川的融汇中写古越人物、故事、胜迹等，具体而详赡，但《状江南》与之迥然不同。
如《经兰亭故池联句》：“曲水邀欢处，遗芳尚宛然。名从右军出，山在古人前。芜没成廛迹，规模得大贤。湖心舟已并，村步骑仍连。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茂林无旧径，修竹起新烟。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边。院开新胜地，门占旧畲田。荒阪披兰筑，枯池带墨穿。序成应唱道，杯得每推先。空见云生岫，时闻鹤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筱碍飞泉。事感人寰变，归惭府服牵。寓时仍睹叶，叹逝更临川。野兴攀藤坐，幽情枕石眠。骯奇聊倚策，寻异稍移船。草露犹沾服，松风尚人弦。山游颇同调，今古有多篇。”和《兰亭集序》并读，可见这次联句只是演绎兰亭雅集的基本内容，着眼点亦在此，自诩“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模仿前人“序成应唱道，杯得每推先”，感慨“山游颇同调，今古有多篇”。当然也有人事的悲叹：“事感人寰变”“叹逝更临川”。可以说，如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唱和，重复古老的故事，就不可能有创新。
为什么大历诗人能表现以绍兴为代表的江南风物丰饶？也许答案为：他们生活于此。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综合研究”负责人、广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