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皮子文薮序》涉及中古文集编纂的一个传统，即在书序中排比篇目小序以阐明各个篇目要旨，如“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等。其实在两汉，这样的叙录方式已成著作书序的通例，《淮南子·要略》《法言序》《汉书·叙传》《潜夫论·叙录》等皆沿用了这样的体例。

　　“各冠其篇首”

　　方苞认为《太史公自序》实际包含两篇，前篇为司马迁之家传，“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指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言，犹《诗》之有《小序》也”。这一评论遗貌取神，点出了《太史公自序》和《毛诗序》二者在体例上的相通之处。清人已论定《尚书序》为托名孔安国之作，此序末尾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从中可以看出，《尚书》各篇小序原来是集中于卷末书序之中的，后经调整，才“各冠其篇首”。他这样做的理由则是“昭然义见，宜相附近”，能够使读者在读单篇时更明了其大旨。《周易》之《序卦传》本来也是独立成篇的书序，到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方才“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四库全书总目》于《法言集注》提要谓：“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亲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已经指出《尚书》和《毛诗》的小序本来皆是集中置于卷末书序之中，一如司马迁对一百三十篇小序的处理方式。据汪荣宝《法言义疏》举证，《法言》治平本“序在书后，皆旧本相承如此”，而宋咸将序文分列各篇之首，司马光《法言集注》因而不改，实际当以治平本为是。据上可见《太史公自序》和《尚书序》《毛诗》大小序、《周易·序卦传》在篇目小序方面的体例本是一揆的，都是在书序中集中排比篇目小序，作为序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于皮日休《皮子文薮序》，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的总序、小序也是这一体例的典型。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总序及小序的形制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编排方式，神田本各篇小序在总序之前，宋本《乐府诗集》序文格式同抄本，唯无总序，这类似《太史公自序》式的集小序于书末；又各抄本诸诗篇题下有小序，类似《尚书》《毛诗》小序的形式。刊本只有篇题和题注，无小序。《新乐府》五十首曾单行流传，据谢思炜先生《白居易集综论》的考察，有敦煌写本、明刻本、清翻宋刻本《白氏讽谏》以及日本藏有多部平安末期至室町时期的古抄本，实际可当作一种别行小集来看待。此一组诗，篇首有总序，自述作新乐府的意指，而后继之以五十首诗的小序，自“《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以迄“《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秩序颇为井然。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论其规仿《毛诗序》曰：“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

　　后世文集也有效法这一体例的，比如清初黄钟的《蘧庐草》。《四库全书总目》于《蘧庐草》提要说：“凡文四十四篇，前列总目，总目之后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每篇各为之序，述所以立言之意，自有别集以来，兹为创体。然亦足以见其文不苟作，必有所取义矣。”推本原始，洵具只眼。之所以陈寅恪先生谓《新乐府》摹《毛诗序》，四库馆臣说黄钟《蘧庐草》“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正可见诸书的体例拥有着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尚书》《诗经》《史记》《淮南子》等一系列古书于书末集合排比各篇撰述意指的书序格式。这样的体例不因古书四部分类归属的不同而有别，实际是一个通例，并对晚出的集部撰述尤其是唐人文集产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显的影响上举皮日休《皮子文薮》、白居易《新乐府》两书之序已作说明。隐的影响只需推考一下唐代尤其是中唐时期文集作序所使用的手法，便可察觉到这一影响的存在。

　　举篇目、揭大意：“每篇各为之序”的一个变式

　　古人为文，生前往往未及编次，殁后由子孙编纂，请他人作序。于是，序文除了述文集作者的行止事功以及为人品性外，也会列文章风格及撰作意旨加以评论。撰文者往往会列举其中的重要篇目，且揭示文章大意，这种撰序笔法便接续了《太史公自序》篇目小序的功能，成为“每篇各为之序”的一个变式。

　　姑且以唐人文集为例，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其中陈王业，则《无疆颂》；主文而谲谏，则《言医》《含元殿赋》；敦礼教，则《哀节妇赋》《灵武三孝赞》……一死一生之间，抒其交情，则祭萧功曹、刘评事、张评事文；吟咏情性，达于事变，则《咏古诗》；思旧则《三贤论辨》；卿大夫之族姓，则《卢监察神道碑》；思自叙，则别相里造、范伦序；诠佛教心要而合其异同，则南泉真禅师、左溪朗禅师碑。其余虽波澜万变，而未始不根於典谟。”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又参考了独孤及的作序体例：“若夫述圣道以扬儒风，则《陈留郡文宣王庙碑》《福州新学碑》……抒久要于存殁之间，则祭贾尚书、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庶子文。”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又接力式地借鉴了梁肃为独孤及作序的笔法：“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称王议》；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铭》《四皓赞》《钓台碑》《圯桥碑》……若以神道设教，化源旁济，作《泗州开元寺僧伽和尚塔铭》；言僧事，齐律仪，作《过海和尚塔铭》《幽公碑铭》。”在集序中列举篇目达26篇之多。可以看出，这样一种集序体例，在先后三人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借鉴关系。此外，此种集序体例还往往会成为某个作者得心应手的写作套路，在不同的集序中反复运用——权德舆便是一个代表人物。

　　权德舆《徐泗濠节度使赠司徒张公文集序》曰：“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于群疑之下，则《韩君别录》。痛诋时病，以发舒愤懑，则《投元杜诸宰相书》……其入觐也，《献朝天行》一篇，因喜气以摅肝膈。”又《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曰：“记循吏政事，则《房柏卿碣》《孙信州颂》……推人情以陈圣德，则《请复尊号表》。”再如《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至若总论谷神之妙，则有《玄纲篇》；哀蓬心蒿目之远于道也，则有《神仙可学论》；疏瀹澡雪，使无落吾事，则有《洗心赋》《岩栖赋》。修胸中之诚而休乎天均，则有《心目论》《契形神颂》。”皆在集序中占了较大比重。权氏其他集序如《唐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傅常山文贞公崔祐甫文集序》《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唐故通议大夫梓州诸军事梓州刺史上柱国权公文集序》也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值得注意的是，据上引材料还可看出诸人所作集序皆集中在中唐时期，同时另有许孟容《穆公集序》、王仲舒《崔处士集序》也都具有这一撰序特点。因此可以推断，集序中排比文集篇目要旨，“每篇各为之序”，大约是中唐集序撰写的一个蔚为风气的体例传统。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敦煌写本、宋刻本所见中古文集的‘唐宋变革’”负责人、清华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