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称“华夏”，《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着调节社会秩序、维系国家稳定的功能。传统礼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礼制文化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典范文本，朱子《家礼》秉承《仪礼》及宋代官方礼书，以《温公书仪》为蓝本，斟酌古今、折中损益、集诸家之长。

　　历史贡献及其传承

　　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成书于南宋末年，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这套礼仪制度，在制定时秉承礼仪，删繁就简，中和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贴近普通百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影响颇深。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朱子家礼·昏礼》被国家礼典所采用，自此《朱子家礼》上升为国家通用礼仪。

　　在中国礼学发展进程中，宋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朱子家礼》成书于南宋，是宋儒对传统礼仪承传与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的编订与宋代科举取士、庶民社会勃兴、两宋时期私家修礼之风兴盛等社会现象密切相关。北宋立国采用科举取士，打破了过去贵族门阀把持朝政的现象，出身寒微的士人可以通过科举完成阶层的跨越，同时士家大族若想继续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需要与普通士子一起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这一制度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通。同时，宋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财富意识逐渐增强，庶民社会勃兴，富人阶层以其雄厚的财力为后盾，交通权贵、联姻仕宦、纳财买官及培养子弟入仕，对过去固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冲击，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导民逐渐形成统一认知，官修礼书日趋接近庶民层面，私家修礼之风兴盛。但官修礼书多尊古礼，程序繁缛；私家礼书对行礼仪节虽有损益，却常常言辞难懂、程序不详；民间仍旧自依俗礼行事，而民间俗礼亦有不少粗陋、悖礼之处。朱子早年目睹此中乱象，深晓其弊，因此编定《家礼》程序时以实用、易行为上：他打破古代庙制限制，首创“祠堂制度”；简化古礼程序，将婚礼“六礼”删为“三礼”；同时秉承“兼及士庶、化民成俗”的原则对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礼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朱子在不违礼义的原则下，特别注重礼仪制度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努力使《家礼》成为贴近士庶实际生活，规范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事的士庶通礼，以期真正实现礼仪制度的普及化、家庭化。

　　《朱子家礼》自成书后广为流传，至元、明、清三代，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礼上升为官方之礼，各种注释、节编、改编本也纷纷问世。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将《家礼》之部分仪程纳入《大明集礼》中，以官方礼书的形式呈现《家礼》程序。明成祖更将《家礼》全书直接颁行天下，不再透过官方礼书对其进行节选，显示《朱子家礼》已经具有官方礼书的地位。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家礼》不但被官方刊刻的《性理大全》《明会典》等书收录、刊布，亦在民间出现了注释本、节编本、附图本、综合改编本等不同形式的《家礼》相关书籍，如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丘濬的《家礼仪节》等，这类书籍加强了《朱子家礼》的实用性，使其传播更为广泛，更易为庶民阶层所接受。进入清代，《朱子家礼》的传播呈学术化和世俗化双轨趋势发展：在学术研究层面，伴随着清初礼学思潮的复兴，对《家礼》制度及名物进行训诂考辨之类的著作不断涌现；在实践传播层面，《家礼》延续明代的发展趋势，继续深入庶民阶层，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清代民间对《朱子家礼》进行节编、简化活动极盛，《家礼》也由此盛极而衰，在与俗礼充分融合的过程中，《家礼》逐渐流于形式而变得有名无实。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解体，朱子学由国家最高统治哲学走向民间，《朱子家礼》也由官方走向民间并日渐式微。

　　《朱子家礼》远播东亚

　　礼乐文明为华夏文明之精髓。朱子认为，家礼乃“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不修”。朱子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共识，也是近世东亚世界的共识。《朱子家礼》不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且远播东亚诸国，成为15世纪之后东亚世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韩国学者卢仁淑认为“《文公家礼》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实未若韩国之深远”。

　　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为宗藩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册封，在文化上则“经与礼，一遵朱子，无敢少差”。李朝太祖李成桂认为“冠婚丧祭，国之大法”，令本朝礼仪“一用朱子《家礼》”。太宗三年（1403），李朝政府下令将《朱子家礼》纳入科举内容，“令初入仕者，并试《朱文公家礼》，使曹请之也，虽已入仕者，七品以下亦令试之”。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民间对《朱子家礼》的研究、应用亦蓬勃发展，各种实用文本、变通文本纷纷涌现。如星湖先生李瀷之《星湖礼式》“折衷古今之礼，斟酌士庶之制……随事立式，要为一家之则”。再如李縡之《四礼便览》，尊为朝鲜《朱子家礼》的民间改良版和通用版。中宗更于纳妃之际亲践婚礼之仪，以正礼制。

　　在朝鲜半岛，《朱子家礼》被士大夫视若国礼，奉之为圭臬，家礼学也成为朝鲜李朝之显学。李朝儒者本诸朱子之说，对《朱子家礼》进行多角度研究阐发，自成宗六年（1475）敕命编定《国朝五礼仪》后，《朱子家礼》研究日盛，即便目录学大家李圭景在面对汗牛充栋的礼书著作时也只能说：“未尝知详有几家，随得随录，以便考阅，兼作证辨。”由此可知，《朱子家礼》在朝鲜封建社会制度巩固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中作用极为重要。时至今日，每年春秋两季，韩国成均馆仍会举行祭孔的释奠礼，《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礼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据文献记载，15世纪，即室町时代中期《朱子家礼》传入日本。虽然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家礼》在日本并未触及实际生活，吾妻重二、田世民却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实，仔细翻阅著于日本宽文七年（1667）的《大和家礼》，冠婚礼内容及程序与《朱子家礼》相差无几。在日本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对《朱子家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本知识分子研习《家礼》，尤重丧礼和祭礼，并有大量论著和实践。江户初期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等，都有《朱子家礼》丧祭礼的实践经验。自江户后期以降，日本祖先祭祀中的牌位乃遵循《朱子家礼》的制式，可见《朱子家礼》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

　　《朱子家礼》对越南的影响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之后。圣宗时代继承前朝，向中国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朱子家礼》似在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朱子家礼》进行。在琉球方面，从18世纪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中能清楚地看到《朱子家礼》的影响。就目前所掌握资料看，朝鲜半岛受影响最大，日本、越南次之。

　　综上所述，自南宋以来，《朱子家礼》逐步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官方之礼，由士大夫之礼兼及庶民之礼，由中国走向东亚世界，并影响东亚世界五百多年，最终渗透生活，成为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尽管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当今东亚地区仍然是活化的传统。

　　（作者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首席专家和核心成员、厦门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