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宋初期儒家学者群星灿烂，但是只有范仲淹才称得上宋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创者和奠基人，与此二者均有密切联系。

　　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纠偏

　　要对范仲淹易学有深入理解和客观评价，必须纳入到从玄学到理学的易理演进脉络之中，关注从晋易到宋易的重要转型。玄学家以老庄之道解《周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经部·易类》）范仲淹是通过《易义》而成为“阐明儒理”的宋学开创者，这既体现在他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纠偏，更体现在对宋易代表胡瑗、程颐的导范作用。

　　宋儒强调重建儒学，首先希望恢复先秦儒家的原典精神。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考察范仲淹对王弼以老庄解易的一系列纠偏。

　　其一，在形而上之道方面回归儒家原典。王弼受老庄影响，故而对《周易·恒》卦作出道家式理解，他诠释恒之常道时说：“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周易注·下经·恒》）王弼关于“静者，可久之道”的本体诠释，就显然是一种道家式的形而上学。范仲淹同样诠释《恒》卦的本体论意义，但这个恒常之道却是天地伦常法则。他特别强调，《周易》的恒常之道也就是儒家圣人之道，即“‘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知其常也哉！”（《易义·恒》）范仲淹表达了宋学力图以儒家天道观解决道德形上学的问题。他写了一些有关易理的赋，特别赞赏儒家圣人之道的刚健、神化特质，并将其提升为一种宇宙精神。范仲淹在《穷神知化赋》中写道：“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范文正公别集》卷二）他将宇宙天地、社会人生均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圣人之道其实就是一个“穷神知化”并能够参与到宇宙的神化过程。他推崇这种刚健、神化与开拓精神的天地之道，并且将其与治国安邦的形而下之功用联系起来。他在《上执政书》中说：“惟圣人设卦现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九）这种易理将体与用、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开创了宋学精神的义理易学。

　　其二，在社会政治观念方面。王弼阐发易理的社会政治观念往往是儒、道杂糅，如王弼诠释《损》卦有所谓“损之为道，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以应其时者也”。（《周易注·下经·损》）他还以“贵柔”而论损益之道：“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河居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周易注·下经·损》）而范仲淹在解释《损》卦卦义时，则完全以“民为邦事，本固邦宁”的儒家民本价值理念来解释。他在诠释《益》的卦义时，针锋相对地提出“损上益下”的政治价值观：“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易义·益》）他坚持以儒家民本思想诠释损、益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

　　其三，从人生哲学来考察，王弼解释《震》卦特别强调顺应时势而追求一种“适时之变”的人生态度，另外他解释《困》卦也是道家式的，具有鲜明的“柔弱胜刚强”的道家人生哲学。而范仲淹解释《震》卦卦义时说：“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也。”（《易义·震》）他倡导的“心身戒惧”“思虑必慎”的身心修养，就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能动性。范仲淹还将外困之道诠释为一种积极能动的人生态度，他强调君子应该“能困穷而乐道哉！”（《易义·困》）可见，范仲淹在努力张扬“孔颜乐处”的宋学精神。

　　阐明儒理

　　范仲淹在宋初时学术地位很高，特别是他“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宋史·范仲淹传》）。在宋学史上，讲义理易学开端均要讲到胡瑗与程颐。范仲淹在宋学史上的开创、奠基的地位，还体现在对胡瑗、程颐的影响。

　　其一，范仲淹确立了宋代易学“阐明儒理”的思想传统，进一步将儒家人伦之理与天地之理结合。宋儒“阐明儒理”的诠释始于范仲淹，成于胡瑗、程颐。譬如，范仲淹的《易义》对《恒》卦卦义的诠释说：“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易义·恒》）这一将君臣夫妇的社会伦常与天地自然的宇宙法则统一起来，正是宋学所要完成的文化使命。而胡瑗、程颐继续通过易理来论证这一社会伦常与宇宙自然合一的道或理，并且作出更具哲学意义的建构。胡瑗在诠释《恒》卦时也说：“夫尊卑、贵贱、内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则可以为常久之道。”这个人文之道与天地之道均有永恒性，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周易口义》卷六，《恒》）这种易理观与范仲淹一脉相承。程颐注释《恒》时，仍是顺着这一理路，他说：“圣人以长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长久之理。”（《周易程氏传》卷三，《恒》）

　　其二，范仲淹易学在“阐明儒理”方面，进一步强化儒家政治伦理与易理的紧密结合。范仲淹的义理易学，在君德、君位的问题上，不仅仅是强调君德决定君位，更重要的是将此君德以仁道、至诚的儒家伦理与尧舜禹的儒家圣人统一起来。范仲淹说：“成德于其内，成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易义·乾》）他在《四德说》中进一步阐述“乾”所代表的君之德：“惟圣人体乾而行，后之希圣者，亦鲜克备矣。尧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汤武应天顺人，开国除乱，履其亨而阐其利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四德说》）他以圣君之诚德、仁道来诠释“乾”之德义。继范仲淹之后，胡瑗进一步阐发这个以儒家价值体系的君德，他特别批评“后世之人多以潜隐为德”（《周易口义》卷一）的道家式的君德，并完全以儒家诚明之德、圣人中庸之道来解君德，“以人事言之，则是圣贤君子有中庸之德，发见于世之时也”。“圣人积中正诚明之德，德既广，业即成，即人君之位。”程颐在解《乾》卦“九二”爻时也这样解君德：“以龙德而处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为得正中之义。庸信庸谨，造次必于是也。既处无过之地，则唯在闲邪。邪既闲，则诚存矣。”（《周易程氏传》卷一，《经上·乾》）

　　其三，在人生价值观上，范仲淹进一步强化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困》卦是“泽无水”之象，君子如何处困就涉及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问题。范仲淹反对玄学道家式的“履谦”态度，而主张“困于险而又不改其说，其惟君子乎，能因穷而乐道哉！”（《易义·困》）范仲淹的安身立命之道影响了胡瑗、程颐，胡瑗、程颐的处困之道与范仲淹完全一致。胡瑗说：“惟君子处于穷困，则能以圣贤之道自为之乐，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为法则，故所行无不得其道，所以获吉而无咎矣。”（《周易口义》卷八，《困》）而程颐的处困之道也是如此，“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经下·困》）“君子当困穷之时……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经下·困》）可见，范仲淹及胡瑗、程颐在诠释《困》卦的卦义时，均强调两点：其一，任何穷塞祸患的困境均不可动摇君子坚守道义的决心；其二，必须要在“君子困穷”的困境中以道自乐。这两点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这既不同于魏晋名士以退让为特点的道家式处困之道，也不同于东汉名士“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处困之道。可见，范仲淹对《困》卦卦义的阐发，已经深入宋学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即如何能够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而“名教可乐”恰恰正是宋学的思想开端。

　　由上可见，范仲淹关于易义的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义理易学的几位大家，体现了范仲淹在宋学易学的开创和奠基地位。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