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连戏，素称“戏曲活化石”，滥觞于晋代《佛说盂兰盆经》，经过唐代变文的接引，演化为宋元时期杂剧及南戏中的《目连救母》。明代安徽祁门人郑之珍所撰《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获得“支配三百年来中下社会之人心，允推郑氏”之盛誉。清代目连戏演出遍及全国，并进入宫廷。

　　学术界对于目连戏的研究，可溯源至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目连戏研究曾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戏曲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加上90年代王秋桂主持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的推动，目连戏研究渐成热点。

　　在中国目连戏发展史上，明清以来江南富庶的经济条件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当地目连戏演出之繁荣提供了强劲支持与不竭动力，较之其他区域更具独到的审美特性与文化内涵。学界业已发掘整理出来的相关抄本虽达十五六种之多，但在近年的寻访调查中，仍有晚清以来的部分文献散落民间。

　　首先，抄本整理是拼接中国戏曲版图的关键所在。

　　目连戏不仅几曾遍及中国大陆城乡，而且远播海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它脱胎于佛经，经数百年本土化改造之后而打上深刻的中国印记。明人郑之珍编创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为后世演出提供了重要蓝本，却在传播过程中依据实际演出需要而增删甚多，且不断地与各地民风民俗、民歌说唱以及地方戏曲互融互渗，遂在“郑本”之外衍生出各类抄本。它们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不仅在情节出目方面伸缩甚大（多者上百出，少者数十出），更由此波及作品主题、叙事节奏、人物刻画、语言声腔、文化内涵以及演出效果。职是之故，张庚先生曾认为“对目连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搞清中国戏曲（包括戏曲结构、剧本文学、音乐体制、表导演体系及舞台美术等）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具体到江南区域，从历史上的南戏、昆曲、徽剧到晚近以来的沪剧、越剧，无不在中国戏曲版图上举足轻重，且无不与目连戏存有瓜葛。因此，对该区域目连戏之考察，其实牵涉对当地各类声腔乃至整个地方文化风貌之探究。由此，晚清以来江南目连戏抄本的整理，小而言之，是拼接江南戏曲版图的重要环节；大而言之，能为还原江南文化全景提供重要信息。推而广之，可以探讨宋元以来目连戏在中国大陆的流布实情，从而最大限度复盘中国戏曲版图。

　　其次，抄本整理是当代戏曲学创新的必要支撑。

　　自古以来，新的学术增长点离不开新材料或新方法的有效支撑。目连戏的历史虽贯穿于中国戏曲发展之始终，但因无法见容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故在官修史书和方志中极少有记载。学界对其前世今生之追问，其实尚存诸多空白。反过来说，这种边缘化的角色定位与演进历程，恰使目连戏成为审视、比照主流文化的有效借镜，成为窥探国人心灵之秘钥。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淘洗，更使得目连戏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曲牌声腔以及舞台展演诸方面几臻化境。从江南目连戏各类抄本入手，爬梳艺术经验、揭橥理论价值，而非粗暴套用西式理论对其予以削足适履的阐释，实可发掘出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并对既有学术范式与文艺观念形成有效补充。也正因如此，目下之抄本整理不单关涉戏曲领域之继承创新，甚至不乏增强文化自信之积极意义。

　　譬如仅从戏曲演出的层面考虑，该剧让演员和观众直接交流、打破第四堵墙的做法，比起今天的许多“实验戏剧”要古老很多、大胆很多。譬如上演《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情节时，演员突然跳进观众群中，后者也跟着齐声呐喊、一起捉拿“逃犯”。场面之喧哗热闹，甚至如明人张岱《陶庵梦忆》所载惊动地方官府，以为盗寇来临。近年竟有学者呼吁各地复排的目连戏可以向西方“实验戏剧”模仿借鉴，以丰富其表现手法与现代魅力。此说不仅略嫌方枘圆凿，证之以目连戏的辉煌过往，更显背本趋末徒增笑柄。至于目连戏与各类地方戏之间的交融互动，更是有待发掘的富矿。

　　值得庆幸的是，王秋桂等人当年搜集整理的目连戏抄本，已为后续研究留存了香火，但囿于当时人力、物力之限，仍有遗珠之憾。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目连戏在众多区域人亡艺歇，王氏诸子所编“民俗曲艺丛书”似成绝响，如今更显珍贵。笔者近年在著名目连戏研究专家茆耕茹先生的指导下勉力搜寻民间抄本，虽对前述资料库略有补遗，但更带文化抢救之苍凉。当乡村急速消失并使得依存其上的目连戏演出无以为继、存世艺人寥若晨星，对于民间抄本的整理与阐释似乎沦为追索往昔文化记忆的唯一抓手。然不知何故，最近二十年来学界对目连戏既有抄本似不甚着意，致使相关研究应者寥寥、进展缓慢。假以时日，当更多后学进入该领域，目连戏研究或有再续辉煌之时。

　　再次，抄本整理是寄托乡愁的有效载体。

　　现代化进程将无数陌生人聚集于狭小的都市空间之中，他们在身体上极为接近却在心理上相互疏远甚至相互戒备。本雅明所云“城市浪荡子/闲逛者”形象，言说的正是身处水泥森林之中现代人无根的焦虑。“记得住乡愁”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表达的固然是寄情山水、放飞自我的美好愿望，又何尝不是对于前现代社会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之梦幻想象。

　　目连戏宣扬的“忠孝节义”与“仁义礼智信”诸类观念，固然有时代局限，但毕竟曾对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乃至农耕时代的乡村自治发挥过积极作用。特别是明清两代徽商大量外出，众多妇孺老幼留守后方，地方宗族与乡贤假手目连戏而实现凝宗聚族、稳定社会的佳话，可谓屡见不鲜。傅相因乐善好施而荣登天府，旨在劝人多行善事少做恶行；目连为救母而历经劫难，彰显的是母慈子孝的人间最美情怀；曹赛英为夫守节，诉说的是爱情的忠贞不渝；刘氏因背誓开荤而遭受惩罚，不仅是对诚实守信品质的间接弘扬，背后暗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在当今更有着特别寓意，这些思想内涵并不因农耕的远去而显得落伍或过时。

　　毋庸置疑，借助抄本整理而对目连戏蕴含的观念予以现代化的改造与整合，同样也能满足人们的怀乡情结，赓续“厚人伦，美教化”的积极意义，并为今天的家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有效助益。至于各地在复排过程中重新活化的机关布景、歌舞杂耍，在以奇观化的视觉效果满足当代观众之心理愉悦的同时，也让后者油然生出对前贤的惊赞之情。

　　最后，抄本整理是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得力推手。

　　21世纪初年，江南一地有徽州目连戏与绍兴目连戏先后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些年随着旅游业在江南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各地政府以及众多的旅游、演艺公司也重新发掘甚至复活了部分目连戏演出，并且整理出不少文献资料，譬如安徽的黄山、池州、南陵与浙江的绍兴。但作者往往汲汲于市场演出或舆论宣传，却在学理探讨与文化反思方面所为有限。而更为细致严谨的抄本整理与学术研究，当能为目连戏资源发掘提供合理依据，从而有效促进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助推地方社会发展。否则，任何罔顾抄本史实之创、编、改，均徒具目连戏之名而不具目连戏之实，从而蜕变为“传统的发明”。尤需注意的是，这样的苗头似已在多个地区出现。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初江南目连戏稀见抄本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