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地域文化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地域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用方言形式所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即为“方言文化”，包括地方风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笔者认为，随着语保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应当推动方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索科学的研究范式。

　　方言与文化研究的科学范式尚未形成

　　把语言与文化（思维）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在西方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有几十年的历史。1950年出版的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是我国语言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作；1985年，游汝杰、周振鹤在《复旦学报》第3期发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认为应该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经出现“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却快速消退。其迅速衰微的根本原因是，研究对象过于庞杂，内容、方法不统一，缺乏科学的研究范式。

　　此后的20多年，正是汉语方言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方言学界专注于考察语言本体的各种问题，对于与方言密不可分的地域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则关注甚少。以陕西方言研究为例，代表性著作如《神木方言研究》《绥德方言调查研究》及《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等，对语言系统的描写和考察细致深入，民俗文化的内容在“分类词表”中有所体现，但仍以词语解释为主。与此同时，民俗学界的研究则主要是对民俗事象及其文化意义的描写和追索，较少涉及方言。因此，形成了方言与文化研究相互隔离的局面。

　　在新语境下打破研究隔离

　　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方言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方言调查研究的视野，得到记录、保存和呈现。不仅《中国方言民俗图典》《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全面系统地描写和记录了方言文化，而且语保工程中的濒危方言调查、一般方言调查，都有口头文化的内容。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保护方言文化”是其中的一项工程。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语境的形成，提出了重新认识方言与文化关系的要求，也提出了建立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的要求。

　　那么，如何打破方言和文化研究的隔离，将方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方言文化研究又有哪些取向和模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利用语言和多媒体、数据库及网络技术保存和展示方言文化，是语言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可以称之为“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模式”。我们认为，在大力开展语言文化资源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将方言文化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兼顾语言与文化的外在和内在联系，探索“方言文化互解互证模式”和“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模式”。

　　在继承与变革中探索新范式

　　构建新范式，可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吸收合理成分，但对其实际内涵与外延则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在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学者中，除了少数学者外，关注方言文化的并不多，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典籍、汉字、熟语中的文化现象及其含义。在新的范式中，我们将方言与文化看作是互为表里的整体，在大量调查、记录方言文化现象的基础上，观察方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方言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和共时差异，用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或通过历时溯源，揭示方言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来源。

　　“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模式”是语保工程中形成的方言文化研究新范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的调查框架，囊括了方言中物质文化、口头文化的方方面面。首先分为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九个大类，大类下再分次类、小类，共800多个调查条目。该系列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记录、解释方言文化词语的同时，将相关联的俗语、谚语、歇后语、民歌也记录下来，以最大限度地体现该民俗（词语）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语言价值。

　　“方言与文化互释互证模式” 可以指导研究者通过对民俗文化的考察准确理解方言词义，避免望文生义、俗词俗解。反过来，方言词义也可以帮助准确理解有关词语和现象的文化意义，纠正误解。比如，刘勋宁的《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将方言调查和民俗考察相结合，对书面语里不单独使用而意义模糊的字，借助民俗文化意义澄清了其语义。另外，方言和民俗文化的分布地域也可以互相印证。我们可以从方言特征与民俗事象在不同方言区域中的分布，观察到方言文化流播的同向性乃至同步性。

　　“语言文化现象考源模式”是在方言文化描写记录的基础上，在一定区域内考察民俗文化的不同语言表达形式和含义，对方言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和溯源。这种研究范式强调从方言入手，深入挖掘和揭示方言词语、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以“打火”民俗研究为例。“打火”是陕北春节前后以点燃“火堆、火塔”为核心的重要民俗活动。我们首先考察了延安打火的仪式、过程和不同时间打火的意义。其次，考察这种活动在陕北及周边不同方言中的语言表现：既有“火”的一致性，又根据材料和形制的不同各有特点，如“打火、打烟火、打火塔子、垒火塔塔、垒旺火、垒火堆”等。再次，考察打火民俗的分布和表现形式：在陕北、山西、内蒙古晋语区和甘肃等地都有这个习俗，火堆点旺时，人们或者在火上烤食物、烤衣服，或者转火堆、火塔，目的是用火驱邪、“撂病”（燎/疗病，甘肃靖远叫“游百病”）。最后，根据打火民俗的分布地域、活动过程和目的意义来追溯其文化源头，发现它既是中国古代“燎柴”风俗的延续，又极可能与北方诸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对“火”的崇拜有关；延安正月十五打火敬太上老君，则和道教有关；至于“火塔”的形制都是佛塔状且名之为“塔”，则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打火”民俗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语言形式、方言差异、具体过程正好揭示了这一点。新时期以来，打火民俗有传承也有发展，除了“撂病”主题，更多地成为老百姓生活红火兴旺的象征。

　　综上所述，语保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不仅保存和发掘出无比丰富的方言文化资源，而且创造了新的语境，启示着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在这个新的语境下，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方言文化研究的新途径和新范式。

　　（本文系国家语委语保工程项目“语言方言文化调查·陕西延安”（YB1921A004）、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晋语志延片方言接触研究”（19YJA74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