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教化是通过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典章制度等潜移默化地培养民众道德情操，塑造民众心灵品性，以达到人伦秩序和谐、社会和平安定的目的。在文治教化的诸多形式中，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最为直观的视觉载体。作为中国民间艺术和绘画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年画，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贴近生活、个性鲜明的艺术特色，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艺术语言，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以独树一帜的视觉形象，为古往今来的文治教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淳化民风民俗

　　据史料记载，汉代民间就有在家门上张贴神像的习俗。及至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新春年俗活动的丰富多彩，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日渐成熟，为年画的正式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以此为发端，年画逐渐传播于天南地北，张贴于家家户户，作为一种风俗，成为农历新年丰富节日生活、渲染喜庆氛围不可或缺的一道视觉文化景致。与当时的民风民俗相适应，年画的题材也由以往单一的门神，发展为主要反映民众世俗生活和所欲所求的福禄寿禧、农事耕作、祭神拜祖等等。

　　明清时期，纳福求吉、欢乐喜庆仍然是年画的主题。但古人认为，世风的淳薄关系到家国的兴衰，因而也逐渐注重以年画影响行为规范，改良民俗民风，针砭时弊陋习。比如曾被鲁迅先生珍藏并写入其作品的年画《老鼠娶亲》，就以诙谐活泼的艺术风格，通过栩栩如生的老鼠形象，对趋炎附势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寓意深刻的嘲讽与鞭挞，让人们在一笑之余，亦可获得审美与品德方面的教益。晚清民初之时，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对于年画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视。1903年，维新派知名人士赵炳麟在《移风易俗议》中，就明确主张用年画向民众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改良民风民俗。

　　培育家国情怀

　　人勤百业旺，家和万事兴，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这些朴素的道理是历代民众的共同心声。特别是近代以来，民众从历史与现实当中，对家与国、国与家血肉相连的认知愈加深刻。因而，年画中以爱国爱家为题材的图式也愈来愈多，民众可以从中感受到家是个人的依靠、国是民众的根本。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年画艺人刘明杰以满腔激愤之情，用生动形象的笔触，及时创作出了大型年画《炮打日本国》，将当时清军抗击日冦的战争场面艺术地浓缩在画图之中，发行之后，反响极其热烈，激起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义愤。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的年画艺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铁肩担道义，画笔作刀枪，创作发行了《誓与国土共存亡》等一大批鼓动民众万众一心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年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新年画以解放全中国，创造新生活为主要题材，为家国情怀赋予了新的内涵。

　　弘扬仁爱友善

　　古人主张利用年画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如清代学者李光庭，就在其著述的《乡言解颐》中写道：“……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这就明确告诉人们，应当利用年画作为启蒙教育的教材，对儿孙进行忠孝仁爱、诚信友善、勤耕苦读的教育与濡染。

　　同样，描绘孔融让梨这个传统美德故事的年画，历来都是各年画产地最受民众欢迎的品种之一，成为大人教育小孩尊老爱幼、谦恭礼让、重义轻利最为生动形象的教材。在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各地将一些至今仍然富有积极教育意义的此类年画进行必要的改良，重新绘制发行。

　　助力社会和谐

　　年画自诞生以来，在助力社会和谐方面，一直发挥着其独特的积极作用。据《礼记》《山海经》等诸多汉代典籍记载，门神在汉代已经十分流行，这便是年画的雏形。当时的民众基于万物有灵的信仰，每家每户都贴门神以迎吉化凶。不论其实际作用如何，民众至少可以从精神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有益于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年画在宋代正式形成以后，其社会功能与精神作用日益扩展，虽然祈福祛祸的门神仍然广受欢迎，但是门神形象已经由凶煞狰狞的神话人物神荼、郁垒，变为威武端正的尉迟恭、秦琼等历史英雄人物。民众在纳福求吉的同时，还可以受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同时，其他题材的年画图式也更为丰富多彩，如表现多子多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耕读传家、国泰民安的图式，逐渐成为年画的主体。这些年画所蕴含的意义，除了朴素的祈福纳吉，更多地体现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因此，在历代的年画中，和谐思想，包容意识，观念融合，族群团结，逐渐成为着力表达的主题之一。

　　许多年画以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的风格，表达民众追求平安幸福生活、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描绘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美好情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等多个知名年画产地的年画艺人们反应敏锐，在极短的时间里，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呼应民众驱瘟防疫心理需求的抗疫年画。这些年画让传统年画的文化意蕴穿越时空，与现实紧密对接，将抗疫一线的英雄人物与古代门神元素完美融合，既发挥了传统年画的社会文化功能，又承载了民众早日战胜疫情的共同愿望，为取得抗疫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一个鲜活注脚。

　　总之，千百年来，传统年画通过独特的视觉形象，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文治教化，在淳化民风民俗、培育家国情怀、弘扬仁爱友善、助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保护与传承传统年画，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传统年画这一源远流长的古老民间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正在迎来自身生机勃发的春天。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年画与日本大津绘之传统文化内涵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负责人、长沙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