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述而》篇中，由如何评价“昭公娶于吴”事件而引发的、陈国司寇对孔子“党君之过”的质疑，以孔子在其弟子面前“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的自戒之言而结束。然而，从《春秋》史料、事件语境，以及陈司败的问题本身来看，孔子的如此回答应另有用意。

　　《论语·述而》第三十一章载：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陈司败为陈国司寇，他与鲁国司寇孔子的谈话，颇为唐突地涉及鲁昭公曾娶吴国之妻这一历史事件。按照周朝的礼法，同姓之间不通婚（《礼记·坊记》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原则也”），而鲁、吴皆为姬姓。陈司败以“昭公知礼乎”问于孔子，在专指此事的前提下，孔子的回答——“知礼”，显然难逃“党君”之嫌。

　　从相关史料来看，《春秋左传·哀公十二年》曰：“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哀公十二年》亦曰：“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穀梁传·哀公十二年》则曰：“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同姓也。葬当书，姓讳，故亦不书葬”。据此，西晋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认为，“孟子卒”一说，在孔子修春秋之前其实早已存在。换言之，“《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实质是孔子在著《春秋》的“顺时世”之举，即按旧例继续沿用了“孟子卒”这个说法。

　　对于孔子为何要以“知礼”去回答陈司败的“昭公知礼乎”之问，历代注疏多从忠君、护君的立场，以“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之由替孔子解释。如汉代赵岐认为，“是君亲之恶，务于欲掩之，是故圣贤作法，通有讳例”。北宋孙觉《春秋经解》亦言：“夫子不忍一言于陈司败，况忍著其恶，以传示后世乎”；南宋叶梦得在其《春秋考》中，更是把陈司败对孔子之诘问与《论语·子路》篇中“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一事相提并论。叶梦得云：“以为吾之父非人之父也，则有美焉，有恶焉，称其美不称其恶，所以别乎人之子。吾之君非人之君也，则有美焉，有恶焉，亦称其美不称其恶，所以别乎人之臣也。”

　　相较于以上纯粹遮掩立场，司马迁则基于君臣之礼的规范意义，指出“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北宋程颢的解读也结合礼制，试图从提问语境的角度还原对话：“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对曰知礼。彼国人来问君知礼否，不成说不知礼也。如陈司败数昭公失礼之事而问之，则有所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陈国司寇实际上是因为听说“昭公习于威仪之节，当时以为知礼。故司败以为问，而孔子答之”。从总体上看，由于陈司寇之问十分突然、鲁莽，孔子不详其所问，以“知礼”作答，合情也更加合礼。

　　但是从后文的发展来看，陈国司寇显然是有备而来，并非是针对朱熹所说的“昭公习于威仪之节，有知礼之称”而问。孔子自己或许已觉察出来者不善，不愿继续与其对话，故而退场。然而，当孔子离去之后，陈司寇并未罢休。他主动上前向孔子的弟子巫马期作揖，以继续向其门人发难，这就证明他的确是问有所指。陈司寇力数昭公违礼娶妻之事，对于其十分不友好的诘问——“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很可能认为其言之凿凿，故而无言以对。于是又把陈司败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孔子。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听后并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对弟子说了句“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那么，孔子出于什么考虑放弃了辩解，以澄清陈国司寇给自己横加的过责呢？孔子难道不在乎弟子对其作为师尊的看法吗？这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对话对象的转变和对话活动的目标取向问题。当弟子巫马期把陈国司寇的话转述给孔子听时，对话的双方已变为巫马期和孔子本人，二者是师生之间的求学、教导关系，而不再是与陈国司寇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对话对象的身份和相互关系的转变，所以对话活动的意义、目标和价值追求也随之发生改变。要言之，孔子不仅不予辩解，甚至自认过错，这个回答其实是专为教育、引导弟子巫马期而作。

　　杨伯峻在其《论语译注》中提出疑问：“不知此次对话是发生在昭公在世时，还是在其死后。”结合昭公卒于公元前510年和孔子接纳入门弟子来判断，对话只能发生在昭公死后。因为在公元前510年，孔子42岁，而按《史记》所记的“巫马期，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这时巫马期仅仅12岁。这样小的年龄能否拜学于孔子门下尚有存疑，更遑论比12岁更小的年纪。另《述而》篇孔子有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按照汉代郑玄的看法，“束修”是指十五岁以上；且孔子自己也有“十五志于学”一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巫马期至少要15岁才能入门拜孔子为师。这就意味着对话最早发生在昭公死后三年。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相鲁》的记载，孔子于公元前501年至前498年，短暂出仕。公元前500年即孔子52岁那年，孔子出任鲁国司空，后继任司寇。孔子以掌管刑狱礼法的司寇身份与陈国司寇相见，显然更合乎情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话发生时巫马期为22岁左右。从巫马期对陈司寇“君子（即孔子）亦党乎”“君（昭公）而知礼，孰不知礼”之咄咄逼问的无言以对来看，亦可看出彼时的巫马期很可能是个阅历一般的年轻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进一步把陈国司寇的话转述给孔子，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求证于孔子。

　　对于此时的孔子而言，其实也可以专门详细地向弟子解释昭公娶妻事件。但孔子却是以“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答复门人。钱穆认为，这是因为“孔子不欲为昭公曲辨，亦不欲自白其为国君讳”。鉴于弟子巫马期年纪轻轻，且昭公娶于吴事件缘由之复杂，孔子的确没有必要冒“曲辨”之嫌。然而，作为师者的孔子的真正可贵与精妙之处其实在于，孔子不仅没有替自己辩解，反而是认为自己“有过”。在少于自己三十岁的弟子面前，孔子强调的却是如果从他人得知自己有错，这是非常幸运之事。至此，作为教师的孔子的拳拳育人之心、谦逊之德与魅力人格以及机敏的教育之道可谓淋漓尽现。这应该正是“昭公娶于吴”事件被记入《论语》的根本目的。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