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鬼神而远之”是学界探讨孔子祭祀理念时争议较多的一句话。此前的研究或基于《论语》中论及鬼神的数段文字，或着眼于历代《论语》注疏之同异，或结合后世文本引用此句的语境进行分析。然而，此句含义至今不仅仍无确解，甚至有许多解释截然相反，颇有“六经注我”之态。从方法论上看，以往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后人对该句的阐发，而相对忽视了孔子祭祀理念产生的文化根源。孔子的祭祀理念并非凭空而设，而是承袭周礼而成。从源头观其所以然，即从周礼祭祀之正义入手，并结合孔门后学对孔子祭祀理念的相关记载，或可为我们理解“敬鬼神而远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周之祭礼远人情
孔子之时，礼学虽已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损益，但其中仍有很多一以贯之的内容，所谓：“三代之礼，一也。”（《礼记·礼器》）孔子礼学是基于对周礼的因袭、损益而成，在谈及自身礼学的理论根源时，孔子曾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颜渊问仁时，孔子以“克己复礼”为释，亦是将周礼作为复归目标。
一方面，孔子援“仁”入“礼”，在礼义上赋予周礼更深刻的内涵，这是孔子对周礼的损益与发明；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仪节与制度上，孔子大多承袭旧制。《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有言：“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礼记》中亦有诸多关于孔子尊周之旧礼的记载，如《礼记·檀弓下》载：“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礼记·中庸》中孔子论及三代之礼时有言：“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看来，从周礼的祭祀理念入手，或可从源头上得见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内涵。
周之祭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愈敬则愈远于人情。具体表现为祭仪中祭品、祭器等相关物品的选择，以远于人的俗情所好为敬，如太庙应以茅草覆顶，祭祀先王所用的大路车应以括草为席。对此，《礼记·礼器》将之总结为：“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郑玄进一步解释道：“近人情者亵，而远人情者敬”。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情”并非指“因情制礼”“礼顺人情”中道德和自然理性层面上的“人情”，而是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一类的自然之欲。
周代远人情的祭祀理念在诸多典籍中都有所记载，《小雅·信南山》载有周王祭祀祖先的盛况：“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其中，清酒实为玄酒即清水，鸾刀古钝迟缓，而敬献祖先之祭品甚至包括宰牲后的牲血及脂膏。《大雅·旱麓》“清酒既载”与《大雅·韩奕》“清酒百壶”，亦记载周王以玄酒祭祖。春秋战国时期，远人情的祭祀理念虽有式微之态，但仍被秉持周礼者所尊崇。《韩非子·十过》中载有周室后裔由余对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书其内”加以否定的记述。《左传·桓公二年》亦记载臧哀伯为劝阻鲁桓公置郜鼎于太庙而谏曰：“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茅屋简陋，越席素朴，大羹无味，这些祭仪所用器物在美观性、舒适性、便利性等方面皆不符合人情所好，明确彰显了周之祭礼愈敬则愈远于人情的祭祀原则。
因敬而远 寓教于祭
周之祭礼以远人情为法，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以人神之分而彰天神之尊。《楚语·国语》载少暤之时，民众因以“民神同位”的方式祭祀，导致天降重重灾祸，为此颛顼“绝地天通”，以复神人之分。《礼记·郊特牲》亦强调人神之分，“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亵之甚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进一步说明：“天神尊严，不可近同人情，故荐，远人情者以为极敬也。”其二，以反本修古的方式纪念先祖。《礼记·礼运》篇中写道：“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此礼之大成也”，可见使用玄酒、血毛等物祭祀，反映了时人“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的感恩之心。其三，寓教于祭实现化民成俗。《礼记·郊特牲》载：“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车，可陈也，而不可好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从现实层面上看，祭品、祭器远于人情之所嗜，可避免与祭者被相关物品吸引，进而更好地实现祭礼“尽其敬而敬焉”（《礼记·祭义》）的道德教化之功。
由此再看“敬鬼神而远之”，该句出自《论语·雍也》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在这个场景中，弟子樊迟问孔子何为“知”，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务民之义”一句有教导民众以化民成俗之意，对此各家并无明显分歧，但以往遭到忽略的是：在孔子所处历史世界中，寓教于祭是重要的务民之道，正如孔子所言：“合鬼与神，教之至也。”《诗经·采蘋》中“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礼记·昏义》中“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教成之祭……芼之以蘋藻，所以妇顺也”，记录的都是当时女子出嫁前要在宗庙中受教，并行祭礼以示所学成果。《礼记·郊特牲》言祭礼可以“教民美报”，《礼记·祭统》更是盛赞：“祭之为物大矣……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由此可见，祭礼为民众提供了生动的道德教化场景，长幼尊卑之序得以在其中反复修习，又可唤起民众庄敬顺孝之心，体现了寓教于祭并以之务民的过程。
以“远人情”而“敬鬼神”为知
现今关于“敬鬼神而远之”一句的主流解读，源于皇侃《论语义疏》中“苞氏曰：敬鬼神而不渎也。渎，犹数近也”。后世的阐释多将此与孔子时的淫祀相联系，认为淫祀乃祭祀“数近”，应“敬鬼神而远之”，减少祭祀频率。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孔子之时确有淫祀发生，但是当时的“淫祀”意为“非其鬼而祭之”（《论语·为政》），多指在祭祀对象上逾越礼制，而非在祭祀频率上超出规定。此外，《礼记·祭义》有言：“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若因祭祀过于频繁而直接要求“远之”，必然导致“疏则怠，怠则忘”的情况。因此，祭祀合理与否主要在其是否符合规制，而不在于频率的多少。“三礼”所载祭礼条目繁杂，天地、四时、寒暑、四方、日月星辰、山川丘陵等皆在祭典，此外还有很多小的祭礼穿插在生活之中，《论语·乡党》中就有孔子随饮食而祭的记载：“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按周之祭礼，王立七庙皆每月而祭，孔子亦每餐而祭，这样频繁的祭祀可谓“数近”，却是合礼之举。因此，以“避免数近”而释“敬鬼神而远之”有待商榷。
根据上文，在“樊迟问知”的对话中，实则有两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其一，祭礼愈敬则愈远于人情，其二，祭礼是重要的务民方式。由此看来，孔子在答何以为“知”时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或可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孔子寓教于祭，以“敬鬼神”为务民的重要方式；第二，孔子承袭周之祭礼愈敬则愈远人情的祭祀理念，“远之”实乃远于人情所好，这是“敬鬼神”的必然要求，背后蕴含着彰天神之尊、念古之先贤、使与祭者更加集中于祭祀的制礼观念；第三，孔子以“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实则是肯定了“因敬而远”的祭礼作为务民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实践意义。因此“敬鬼神而远之”或为孔子承袭周之旧制，对远人情祭祀原则的肯定与重申。周之祭礼愈敬则愈远人情，即使在礼崩乐坏之时姬姓后裔也将之视作祭之正法。然而，这种祭祀理念后来多隐而不彰，以致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感言：“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皆谬。”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