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德，兴学校”作为“正风俗”“治国安邦”的重要策略，备受圣明君主及政治家的青睐。“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在总结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教化思想，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等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形成，“重文德，兴学校”作为中原王朝“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汉及以后的边疆治理中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国家的行政力量推行相关的措施”，以发挥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变边疆诸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尚”，实现“以夏变夷”、长治久安，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盛服务。

　　“文德”教化

　　“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益州郡（治所在今昆明晋宁区晋城镇）的设置始，历代王朝统治者大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文德”教化、“移风易俗”等措施来逐步深化对云南地区的治理，以期实现“以夏变夷”“合天下于一家，进世界于大同”的理想目标。如汉明帝时，益州郡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深得民心，扩大了汉王朝的影响力，使得“尚未归附东汉王朝的一部分哀牢人，及哀牢人所联系的僚、濮”等“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七十七”个邑王，“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归附汉朝，滇西永昌郡设置。郑纯随即被任命为太守，拓展了疆域，赢得了“夷”、汉人民的“歌叹”。对此，班固曾在《东都赋》中颂赞朝中盛况：“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

　　至今，“文德”教化对云南治理影响最大的当属三国蜀汉时期，建兴三年（225），诸葛亮采纳谋士马谡“以德服人”“攻心为上”的策略，平定雍闿、孟获等南中（今云贵及川西南地区）之乱后，在云南实施的一系列“南抚夷越”、发展生产、传播文化、收揽民心的“德惠”教化政策，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戴，尤其出现了“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的局面。据明代谢肇淛《滇略·绩略》言：“武侯于滇，威德最远，距今二千年，犹人祠而家祝之，其遗迹故址散见诸郡者，不可殚述。”直至近代，德宏地区的景颇族依然常言：“孔明是我们的阿公阿祖，帮我们制礼立法。”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种茶，令基诺族照其帽子的式样建住房。”

　　“兴学”教化

　　首创庙学，“文风大兴”，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视“兴学”教化为治滇之根本。云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形势促使元世祖忽必烈不得不改弦更张，任命德才兼备的重臣赛典赤抚治云南。临行前，忽必烈面授机宜：“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带着实行“怀之以德”的抚治方略来到了云南，在建行省、设郡县、兴水利、置屯田、办儒学等诸多方面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治滇举措。其中，兴教化、变风俗、办学校影响最为深远。赛典赤认为：“国家政事典则、纪纲法度、军旅刑措之事，未尝不自文学而始。”“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因此，入滇伊始，他便把兴学教化作为“执政兴滇”的第一要务。1276年，他在中庆城首创的文（孔）庙落成，也是云南历史上建立的第一座文庙，“虽爨僰亦遣子入学”。其后，大理路、临安路（建水）文庙等也相继建立，于是“华夏之风，粲然可观”，开启了元代及以后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持续一体化的序幕。

　　重视“土司（官）上层子弟”的“兴学”教化是明代云南治边的一大特色。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初，就提出了“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的安边之策，十分重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施治理念，其中，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和教化格外重视。主要表现为：其一，云南庙学数量设置的增加及其向边远府、州、县、卫地区的推进，明末已达70余所。其二，作为正规官学教育重要补充的书院在明代中后期兴起并发展迅速，崇祯末年已达“65所”。其三，作为乡村启蒙教育的基层学校，社学也已广泛设立于诸多的府州县卫，据统计，天启时，已达160余所。其四，重视对土司官员及其子弟的培养教化，一方面鼓励、奖赏土司子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另一方面也批准在土司聚居区就地办学。为了培养土司合格的承袭人，明廷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接受儒学教育，“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寄希望于通过教化实现“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指中原）”，培养忠顺于王朝统治的继承人。实施效果表明，云南彝、白、纳西等民族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俗尚诗书”“民慕华风”成了一种习尚，“诸土官”中，尤以丽江木氏为最。

　　兴办“义学”成为清代云南治边之急务。清承明制，“三藩之乱”后，清政府深刻地意识到“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而“正人心，厚风俗”的关键在于“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于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云南各地不仅对明代的庙学、书院进行了修复、扩建或改建，而且还新设了不少各类学校，尤其是在一些从未设置过学校的边疆民族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庙学、书院、义学乃至民间私学。清代云南的书院皆由官办，逐渐变成政府的教育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发展很快，重建和新建者共计200余所，是明代的3倍多，为云南培养了不少各类人才。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年间，清政府在云南新创立的“义学”教育，与之前以汉人聚居区为主实施的乡村启蒙教育“社学”，同以土司（官）上层教化为主实施的民族教育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的重点在于对“乡村夷倮”“蒙童小子”的普及启蒙教育。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顺利发展，陈宏谋还亲自制定了《义学规条议》，对师资选聘、教材选取、学徒递升、经费来源与管理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义学”教化之成效，据《清史稿·陈宏谋传》记载：“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儒家文化进一步融入普通边民子弟之中，“以夏变夷”“汉夷一体”的局面逐渐形成。

　　自汉代始，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十分重视通过“重文德，兴学校”文治教化的方式来加强云南边疆与内地的融合关系。实践表明，正是经过历代王朝长期不懈的德治教化与文化传播，才最终使得“中原文明”在云南边疆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边疆“蛮夷”的观念和习尚逐步与内地合流。中原王朝“重文德，兴学校”这一治边策略，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负责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