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是区域方言研究的重要手段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1928年赵元任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第一次系统地描写33处吴方言。之后，汉语方言学研究以调查描写为基础，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谢留文（2019）在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主要成就时指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多于词汇、语法研究，方言特殊现象研究多于系统研究，一般描写多于深入比较，共时研究多于历时研究”。这些局限可以通过地理语言学研究来弥补。

　　地理语言学又叫方言地理学、语言地理学。曹志耘（2006）指出，地理语言学“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汉语方言分布复杂，方言内部又存在差异，正是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场所。地理语言学调查不限于语音项目，词汇、语法均可作为调查项目；地理语言学以大规模的方言语料为研究基础，用方言地图的形式呈现特征差异，便于开展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地理语言学研究也重视方言地图的解释及语言变化现象，在描写基础上探讨语言特征的变化过程，是联系描写方言学和历史方言学的桥梁。所以，地理语言学可以弥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足。

　　当前，地理语言学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出版了全国性的地图集，如《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等；但更多的是区域性的研究成果，地图集方面如《山西晋方言语音地图集》《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等，研究专著方面如《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湘江流域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山西文水及边界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地理学视域中的宁波方言比较研究》等。区域方言因研究范围适中、内部存在差异，通过揭示差异可以探讨语言演变过程，更适合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

　　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地理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三步：方言调查、地图绘制和地图解释。

　　方言调查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做区域方言研究，有时可以依靠已有的成果，但对地理语言学研究来说，区域内布点细密、调查体例一致、可用于比较的原始材料非常少见，多需要研究者实地调查。调查前主要考虑三个问题：确定调查项目、选取调查点、选择发音人。调查项目的确定不像单点方言描写那样全面，但要能反映区域方言的内部差异，这就需要调查人对区域方言特征有大致的了解。这方面可以依靠已有的研究资料，如江苏省内区域方言研究可以依靠《江苏省志·方言志》；也可以依靠调查者前期的调查，在区域内每个县先详细调查一个点，再进行比较，选取可以反映方言差异的内容作为调查项目。调查点包括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布点，分别以地级行政单位、县级行政单位和乡镇来设置（项梦冰、曹晖，2005）。理论上讲，调查点的选取越密越好，但有时受到时间和经费的限制，难以做到密集布点。一般来说，区域方言调查不采用宏观和中观尺度的布点，尽量采用微观尺度的布点；如果条件不具备，做不到每个乡镇一个调查点时，可以结合地方志的材料和当地人的语感，选择有明显方言差异的乡镇作为调查点，数量上占县域内乡镇数量的一半以上，这样基本能反映调查项目的内部差异。当然也要考虑区域内布点均衡，不能将调查点过多集中在一部分区域。发音人的选择与单点调查时基本一致，有时候也存在一些不易控制的因素，需要适当变通，但土生土长、能说标准方言的条件不能改变，也要注意不同地点发音人年龄上的一致性。

　　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成果的重要体现。绘制方言地图时，首先要整理语料，选取那些区域内差异明显的调查项目，区分每个项目的不同读音或说法类型。其次为每种类型选定一个图形符号，符号的选择应醒目，注意区分度。再次要做好底图，可以利用网络上的资源，如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的矢量地图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对地图进行基本处理后表现研究区域、县域边界等地理要素，从而得到研究底图。最后利用专业的画图软件，如ArcGIS Desktop绘制地图，利用乡/镇/街道的统一简化名称作为连接字段将语言数据与地图数据连接起来；若图例中出现不常用的符号，如“下划线”，可以利用Photoshop软件进行后期修改。

　　地图解释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地理语言学研究除重视方言地图外，也涉及以方言地图为基础的各项综合研究，包括地理分布类型的解释、方言历史演变的探讨、方言分区和划界等。事实上，仅仅照录原始材料的方言地图有时是不便于阅读的，例如区域内一个词语的说法可能有几十种，有些说法具有相同的核心语素，不代表本质的区别。这时可以对这些说法进行归并，以便更清晰地显示内部差异。归并的过程就是对材料的“二次研究”，这也是一种解释。此外，通过方言地图呈现区域方言的内部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差异的成因及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些都需要后续的解释工作，可以进一步深化地理语言学的研究。

　　区域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按照上述研究理念和程序，我们以江苏北部地区的江淮官话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语言学方法，将方言差异描写、地理分布展示、历史演变研究融为一体。以乡镇为单位，遴选154个方言点进行田野调查；在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慎重选取反映苏北江淮官话特点和差异的调查项目绘制方言地图，共193幅。通过研究实践，得出了区域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地理界线不等同于方言界线。例如，盐城境内有一条江淮官话洪巢片和泰如片的分界线，通常认为盐城南部的大丰、东台属于泰如片，其他区域属于洪巢片。但研究发现，大丰北部的三龙、新丰2个方言点，很多特点与泰如片方言不同，而与属于洪巢片的盐城市区方言相同，如“入声调”只有1个而不是2个、“自己”说成“自敢”而不说“自家”、“问一下”说成“问下子”而不说“问儿子”等。可见，方言特点分布上地理界线不等同于方言界线。

　　方言交界地带的特点不稳定，容易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例如，东海县和泗洪县境内都有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分界线穿过，在有些特点上这两个区域与苏北江淮官话的整体表现不同，如“果摄一等见系开合口的韵母读音”部分相同或不同而不是完全相同、“阳平调的调型”读平调而不读升调、“我”说成“俺”或“呣”而不说或少说“我”等。再如，盐城市区方言处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和泰如片的交界地带，有些方言特点也受到了泰如片的影响，如“全浊声母仄声的读音”部分读送气音声母、“全浊上和浊去的读音”部分读阴平调等。所以，解释某些方言特点的成因时，不能仅局限于调查区域，而应该跳出这个区域，从与周边方言的比较中寻找原因。

　　政府所在地方言的特点不等同于县域方言的整体特点。诸多方言地图显示，一个县内方言点之间有差异，政府所在地方言的特点不等同于整个县的特点。例如“泥母和来母的读音”，沭阳县政府所在地的沭城街道方言是“泥来可分、读不同声母”，但这种特点只出现在沭阳县西部的少数方言点中，东部的多数方言点还是“泥来不分、读同一声母”。再如“声调数量”，泗洪县政府所在地的青阳街道方言有两个入声调，但泗洪境内只有少数方言点具有这样的特点，多数方言点还是只有一个入声调。所以，地理语言学的调查布点不能仅局限于政府所在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深入乡镇或村庄调查，可以发现更多的方言差异，能更清晰地展示区域方言的面貌。

　　词汇和语法的差异有时比语音大。这可以从调查项目具体的类型数量上看出来：语音项目超过五种读音类型的地图只有4幅，占比8%，绝大部分地图都只有两种或三种读音类型；词汇项目超过五种词形类型的地图有76幅，占比72%，很多地图达到十种及以上词形类型；语法项目超过五种说法类型的地图有25幅，占比66%，10幅地图具有十五种以上的说法类型。可见，词汇、语法的内部差异比语音大，多种词形与说法类型的地理分布也比语音地图分散，有时想画出明确的同言线是比较困难的。从这一点来看，在区分历史深度的前提下，用语音标准划分方言界线功效相对较高。

　　方言语音演变研究可以结合地理分布来进行。探讨方言语音演变过程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结合语言内部因素，也可以结合语言外部因素，地理分布是外部因素之一，有时可以帮助分析语音演变。例如，“深臻摄和曾梗摄阳声韵的读音”有三种类型，都读前鼻音韵尾和都读后鼻音韵尾的类型有各自的分布区域，可能是“深臻摄和曾梗摄”分别读前鼻音韵尾和后鼻音韵尾，然后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合流方向，也可能是“深臻曾梗”四摄都先读前鼻音韵尾，然后整体向后鼻音韵尾转变。从地理分布上看，都读后鼻音韵尾的方言点分布在边缘地区，为什么边缘地区“曾梗摄”先合并到“深臻摄”，然后再回头演变成原有读音，这不好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存在不同的合流方向。所以，地理分布不仅可以呈现调查项目的差异，也可以帮助探讨语音演变。

　　当前，区域方言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地理语言学研究在密集布点的基础上，通过方言地图的形式呈现内部差异，探讨语言现象的变化过程，正好适应区域方言的研究。将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区域方言，必将推动区域方言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北江淮官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负责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