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笔记是笔记体制演变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较之以往，体例更为纯粹，创作视域由注重志怪传奇转向日常、当下，在承有纪实的史学传统时，逐渐形成以琐谈异闻、博杂知识为内容，随笔杂录为体例，展现士人心境与生活趣味，体现士人生命精神与学术文化方式为旨归的札记。

　　博杂知识与史学意识 

　　宋代笔记撰述者往往有意识地搜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朝野轶事、礼仪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博杂知识总汇的特征鲜明。如《尘史》“凡朝廷掌故、耆旧遗闻，耳目所及，咸登编录”。《高斋漫录》“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并且，撰述者于其中常有着搜遗补缺的史学意识，“历史琐闻”的记载中透露出“补史劝诫”的意图。

　　补史氏之阙即是宋人笔记之史学意识的一种体现。或因史官不记而阙则补者。如欧阳修《归田录》是为“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或因史官漏记而阙则补者。如魏泰《东轩笔录》序中指出：“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阙，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惟览者之详否焉。”或因“野史难得周全而阙”而补者。张贵谟序周煇《清波杂志》曰：“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化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从中，我们可窥见笔记之“补史”意识的广泛性，这是唐以前笔记中所不曾有的史学现象。

　　“备遗忘，欲其传”是宋人笔记之史学意识的另一表现。苏辙《龙川别志》序中指出：“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湮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这种史学意识的另一种表述是“备遗忘”。如徐度《却扫编》是为“虽不足继前人之述作，补史氏之阙遗，聊以备遗忘、示儿童焉”。张世南《游宦纪闻》是为“所以记事实而备遗忘也”。宋人笔记中这种备遗忘、欲其传的思想，是史学意识进一步增强的又一突出表现，它直接关系到后人是否有条件、有可能认识前人的业绩、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关系到文明发展的连续性问题。

　　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还是可取、可采、因事劝戒，表现出对笔记之作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序文多有明确申言：“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戒。”经世致用之旨，异常鲜明。只是，不论是“可取”“可采”，还是“因事劝戒”，作者都要面对社会，都要受到学识和伦理方面的检验。对此，笔记中的一些学人却能以平常心视之。《东轩笔录》作者魏泰坦然写道：“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惟览者之详否焉。”呈现出的既有自信，又有豁达。由此，作者得以纵横驰骋其思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学所得和学术见解。

　　宋代笔记史学意识凸显，其书写秉承儒家史书以追索往事、“镜”“鉴”当下的书写理论，大多在“正史”“国史”之外，展现了一个更有社会性、抗争性、多元性的历史书写空间。诚如史学家陈垣在《中国史料的整理》中指出，“唐宋以来，笔记的著作日多一日，因为笔记是杂志性质，内容非常复杂，篇章不拘短长，所以较易写作。这种笔记看来好似无关重要，其实是绝好的社会史风俗史的资料，有许多的东西在正史里找不到，在笔记里却可以找到”。

　　日常化与自怡性质 

　　宋代笔记脱离朝政或历史领域，转而关注个人日常生活，记录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关注个人生活细节，通过自身的视域，叙写自身的生活与命运、情趣与愿望，自由地表达情感，表现出浓厚的日常化倾向。诚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所指出：“笔记的身份有点模棱两可，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是一种由文人记录的文化现象，而且它关注日常，关注下层人民。欧阳修的《归田录》是一个转折，在他之前，宋代笔记记载的多数是宫廷、官员的稗史、轶事，还有部分志怪的内容。但在他之后，笔记的题材、范围大大扩展了，叙事的格调也变得轻松诙谐。”

　　宋代笔记书写对象日常化是指笔记作者开始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融入其中，钟情于“无关宏旨”的生活琐事，偏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很多记载都只是片段的随想，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轶事，或多载“嘉言韵事”，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作者都随即录之于笔端。如《梦溪笔谈》自序云：“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比不言人恶而己。”所记与国家政事以及士人毁誉无关，而其“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归田录》中记录了诸多“不属于那些与政治相关的、有用的历史细节”。

　　宋代笔记大多在作者致仕、归隐或闲置时创作，大多只是聊资谈助，意在“消闲”，以此寻求“自娱”。姚宽《西溪丛语》云：“不敢夸以多闻，聊以自怡而已。”沈作喆《寓简》云：“已而诵言之，则欣然如见平生，故人抵掌剧谈，一笑相乐也。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写作与娱乐并行不悖，鲜明地反映了作者文以自娱的创作心态。笔记中更有直接体现道家玩世滑稽、自娱笑谈的艺术精神和以文字为戏的倾向，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相对于立德和立功，笔砚文字的游艺之乐显然更能为普通士人所接受。

　　笔记作者以亲闻亲见的资料来源，记录日常生活、发现生活情趣、品藻身边人物，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笔记作品。吕叔湘曾言：“随笔之体肇始魏晋，而宋人最擅胜场……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这道出了宋代笔记记录现实人事的题材特征以及情文相生、先辈情趣深蕴其中的独特之处。

　　人文化与主体性特征 

　　与六朝唐代笔记多表现民间审美趣味不同，宋代笔记记载士阶层的文人轶事，表现的是文人的审美趣味。一方面笔记中多是关于文人诗词文赋的相关内容，诸如游历风光、诗词曲赋、馆阁典章等与文人生活相关的奇闻杂谈的记载。如《青箱杂记》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容斋随笔》“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诸如此类笔记多是士大夫阶层特有的审美趣味的反映，而非一般民间百姓所有。

　　人文化的另一表现是重理性色彩。理性色彩的加强，在表达方式上表现为重议论的特点。盛杲后序《齐东野语》曰：“国家之盛衰，人才之进退，斯文之兴丧，议论之是非，种种可辨。”杨万里序曾敏行《独醒杂志》时言：“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李瀚称《容斋随笔》：“参订品藻，议论雌黄，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充分肯定了这些笔记表达个人见解和立场、资考证的文体特点。“前言往行，辨证发明以寓劝戒之意”是宋代笔记带有的普遍情感倾向。

　　宋代笔记人文化的凸显，其所展开的对自我，同时也对宇宙社会的书写，始终不离个人视角和主体性的渗透。如《东坡志林》记录了苏轼贬谪期间的颠沛流离之苦，展现出其内心深处最细微的情感波动和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作者的情感灵魂和人格精神。吕叔湘即指出“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笔记巨擘”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辑录家乘旧闻为《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诸书，夏承焘曾感叹周密著作：“其入元以后所作，必多国族之痛，遗黎之悲。”在其著述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作者的隐忍伤痛，可感受到他那遗世独立、卓然一家的人格品质。

　　宋前“笔记之文，不论记人、记物、记事，皆为客观之叙写；论议之文固非随笔之正轨，抒怀抒感之作亦不多见”，严格遵守“述而不作”的信条。宋代笔记作者则常于随笔记录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中加入自己的一些见解与看法，议论中植入作者严峻的道德感，表露对文艺、学问、人事、世态的意见和感想。这种突出的主体性特征，已使笔记改变了传统的客观记述，而成为一种以表达内在情感和人格精神为旨归的文体。

　　宋代笔记体制丕变的学术文化渊源 

　　宋代文人经科举取士，形成了兼具博学志道的学者气象和自由开放的文人灵性的两重性。既不同于传统文人“以声律取士”，“杂学而不志于道”，又不同于理学之士专意“求道而不务学”，他们始终坚持通过万物呈现其自身的“常理”，既要深观人禽、宫室、器用、山石、竹木、水波、烟云等天地人世万物，又要通过深入万物深刻地显明微妙细致的生命之理。这一学术精神在宋代笔记中得到了贯彻，笔记中作者往往通过记录文人经历中耳目所及的天地万物，探求辨析事物背后的物性道理，以实现真实生命的丰富和安顿。

　　文人学术知识渊源多不限于儒家经学义理一家，而是融会儒释道乃至草木虫鱼、仙方医术等各种庞杂学问知识，这是北宋以来科举士人读书应举以及中举之后现实事务需求所形成的普遍知识结构。这深刻影响了宋代笔记随性活泼、表达自我意趣的文体特征。笔记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这些实际事务所涉及的广博经验知识的记录，以及对诗文作品的知识论问题展开讨论。

　　可以说，宋代笔记在宋型文化的影响下，实现了从外向功能向内向功能的转变，主要记录自我生命的经历与思考，既体现出以个体经验世界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博杂性，同时也体现出以学术文化生活为中心的学术性特征，成为宋代士人自身丰富多元的文化生命和学术追求的文化载体，其记事、议论与考据，纵意而谈，涉笔成趣，笔记文之体制至此而大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行记的文体形态及其文化意蕴”负责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