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历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回应了国际关系现实出现的重大变革，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一次大的理论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现实变革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霸权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相应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得以兴起。围绕着“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70—80年代都加入到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退以及世界经济变革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重大议题的研究，不仅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开放经济政治学”与理性主义的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将研究转向国内政治，他们围绕着“利益和制度”“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通过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美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分析框架，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理性主义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性研究议题之中。

　　第一，国内政治与国家利益偏好。与20世纪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转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行为体（个人、行业或者利益集团）利益偏好的制度框架；二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

　　第二，经济发展不平等。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二是民主化和国内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三，地区主义比较。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为什么国家竞相在地区层面上合作？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地区主义是全球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第四，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研究国际制度，但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引入，国际制度的设计成为首要议题。与此相关联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国际谈判中，如何通过国际制度设计来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另一类是国际合作的分配问题，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合作受益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结果。

　　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

　　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中，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既关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设定，也触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第一，在研究议题上呼吁宏观大问题的回归。重拾认知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观念、文化和知识在利益认知和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学派内部的学术争论上，特别是对“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的“问题导向型”的批评上。这种趋势既体现在老一代学者诸如罗伯特·基欧汉、彼德·卡赞斯坦等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中，也体现在新一代学者所从事的具体研究议程中。这种对观念和文化的强调，其实是再次强调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

　　第二，在理论范式上趋向折中主义。重提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目的性，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和反思中，也体现在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复兴上。“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假设不同，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所以，理论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而是要揭示那些自称是客观的分析判断究竟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主义。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反对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倡导对单个事件要根据不同的哲学前提和假设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建构。英国学派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路径，对系统性的变迁或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总之，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理论论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折中主义、中间路线甚至实用主义应运而生，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进程。唯有相互交流、借鉴，才能真正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