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9月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以来，这方面的讨论以及会议、活动大有如火如荼之势。在这种“热”潮下，进行一些“冷”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种社会科学取向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社会科学”一词的出现是颇为晚近之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出多种取向。随着知识领域分殊，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研究政治现象的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经济现象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社会现象的发展为社会学，此外还有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总体演进的过程看，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经过了一个分科逐渐增多、分科日益细化的过程，这一发展既有其利，也有其弊。把人类的知识不断地进行划分，造成了知识的过度分割，在某些国家中受到的批评是“所知越来越多，实则越来越少”，不能不说确有其道理，应该引起当代学人的注意和重视。

　　区域国别研究则是社会科学中的另一种取向。它不是以上面提到的不同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以特定的地区和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各地区或国别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为了达到对这些不同方面的认识，就需要借助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一国或一地区各个方面进行透视，从而经过整合得出某种整体的认识。通过这种取径，人们达成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认识和把握。认识的水平或有高低，认识的程度或有深浅，但这种认识之需要对于世界各国是普遍的、共同的。

　　这样的学术探索是仅靠某一门单一的学科所无法完成的。从某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而展开的对某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研究或知识生产，所能掌握的都是研究对象的某一个局部。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特定区域或国家，都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外交等方面，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不同的学科专长对这些不同的方面进行探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取向。就“学科”这个术语比较严格的含义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本身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那么，又应该如何看“区域国别学”这个名称呢？

　　是“大国之学”亦是中小国家之学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研究的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名称，在中国新近经历了从“区域国别研究”到“区域国别学”的转变。“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无论对于更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还是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都将带来新的支持和发展。目前，国内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积极性高涨，这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区域国别研究领域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有其内在规律。遵循它的规律，才有可能更好地发展。

　　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了解和掌握外部世界都是一种必需，无论国家大小，都是如此。当然，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由于它的视界更宽，利益面更广，就更是如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也是中小国家之学。

　　通晓外部世界之需

　　历史地看，开展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与世界各地区之间从联系松散走向联系紧密是密不可分的。远的且不说，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强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快速扩展，全球范围内各个原本孤立存在的区域日益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尤其是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这一进程的势头有增无减。在这被后世称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各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使得推进对于外部区域的认知成为一国基本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就西方国家而言，作为全球市场的开拓者，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以及殖民活动的推进，以英、法等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需要增进对于广大非欧洲地区的了解，以服务于殖民开拓活动。在这一进程中，某些特定人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传教士群体。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形，大批西方传教士走向广大的未知地区。为了在目标国传教，传教士首先需要学习当地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进而与当地人沟通，进行传教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群体客观上推进了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此外，慈善机构、教育工作者、医生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于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也具有客观的推动作用。换言之，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活动，为数众多的传教士、医生、政务官员、教育工作者，乃至慈善组织成员以各种方式来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从各个侧面对当地进行观察、记录、研究，形成了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一手资料。其中难免泥沙俱下，事实描述与主观臆断交织，但对于我们了解掌握西方人如何看世界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欧洲多国的汉学研究以及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就中国而言，也同样如此。经过明清时期多年的闭关锁国后，近代中国人在外力的冲击下重新“睁眼看世界”，写下行走后的所见所闻所思，反映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当代人整理、点校后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是如何看世界的，其中正确与错误混杂，洞见与误解交织，折射了当时人的认识水平。而现当代更为主动、积极乃至有组织的对世界的研究活动，就是各种“升级版”了。例如，规模更大的《当代中国》丛书是中国对自身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分门别类的撰述。

　　简而言之，要说“区域国别研究”的诞生与发展，中外之理相同，都是源于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的需要。它既可能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知识性探索，又可能是形势所驱动，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目的。在这两种动力驱动下进行的研究活动都产生了很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知识性探索为数不少，形势驱动的产物则为数更多，但不如前一种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很多“直奔主题”的与形势密切联系的学术成果，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旦事件过去、形势变化后就过时和丧失价值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那些从具体或“特殊”中提炼出来的“普遍”，也即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认识。

　　比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理论，正是他从对爪哇和巴厘岛的深入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学说。他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所谓文化分析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而后从较好的推测之中得出解释性结论。他认为自己的“深描”工作是微观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对整个社会、文明、世界性事件等做出大规模的人类学解释。典型的人类学家的方法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即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最后达到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由此建立的格尔茨文化理论是较具普遍意义的、深刻的，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被学界反复地征引。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但更应该注重的是知识探究型的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