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8日，叶嘉莹先生荣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叶先生在与我通电话时，告诉了我这件事，并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述了她的“获奖感言”内容，随后又让她的秘书可延涛老师将文稿发给我。叶先生在“获奖感言”中，对于自己与西方文论相互之间的际遇，进行了一个笼统的总结。

　　叶先生非常庆幸自己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达北美，赶上了70年代初西方文论“大兴”的时代，而恰巧她又是一个对中国古典诗词熟悉以及中国文论根基扎实之人，二者的相遇，才使二者得以完美结合、融会贯通，为中国古典诗词鉴赏与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叶先生的“获奖感言”是这样写的：

　　各位学者、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获得这一奖项。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种种变化，传统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求拓展，才能千古长新。在现代西方文论之光照中，对中国词学加以反思和说明，我以为这是我对学术的一点特殊的贡献。词起源于唐五代时期诗人文士的歌筵酒席之间，本来只是写美女爱情的歌辞。但就是这种看似并不严肃认真的“空中之语”，却能产生出一种令人产生种种之联想的，迥异于诗的特殊美感。古代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种难以言传的意蕴，惜乎语焉不详。

　　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去加拿大 UBC大学教书，当时正值西方文论风起云涌之时。我读了他们的不少著作，发现西方之现代文论，与中国传统批评的许多概念与说法，竟有诸多不可思议的暗合之处。我在一系列的长文中，遂以西方之理论概念，对词的美感特质作出了理论性的系统分析。现在我简单地加以介绍，以供参考与讨论。

　　最早的词选集是五代年间编撰的《花间集》，我对词之特质所作的溯本追源之探讨，正是以《花间集》为主。花间集的作者都是男性，但他们所写的词，却以女性的情思与生活为主。从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角度来看，其特殊的“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都是促成了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的因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女性之口吻来叙写的词，最富有言外之意蕴，亦最容易令人产生“贤人君子”的联想。词之兼具女性与男性之情思的“双性人格”，乃是形成了词之幽微要渺、具含丰富之潜能的一项重要因素。

　　另一项重要因素，与诗词的语言息息相关的，则是西方的解析符号学，是由一位法国女性学者朱莉亚·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解析符号学将符号的作用分为符示、象征两种类型。后者的符记单元与符义对象之间，乃是一种被限制的作用关系。可是诗歌的语言，除了象征之外，则可以有另一种符示的作用，也就是说语言的符表与所指的符义之间，往往带有一种不断在运作中生发的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之特质。而《花间集》中具有“双性人格”的佳作，其语言正是具有符示的作用的，遂能于无意之间产生一种不断引人生发联想的空间。

　　以上，我们对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做了简要的叙述。在日益全球化的今日，我以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结合，实在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二者思维模式不同，因此也各有所长。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我们自不应全部袭用西方文论，而是要取二者之可通者而融会之，使其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副对联曰：“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这正是我们对未来学者的期望。

　　在叶先生旁征博引的各种西方理论里，不仅有北美学者的，也有英、法、德等欧洲学者的。由于叶先生对于中国传统诗词的精通，使得这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词学达到了完美的融会贯通，丝毫没有生搬硬套的违和感，并且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这无疑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大贡献。

　　赵林涛先生在《顾随和他的弟子》（中华书局2017年版）一书中有这样评论：“从‘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而至‘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是叶嘉莹诗词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由此转入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实践中，叶嘉莹对老师当年关于取径西方文化的叮嘱亦逐渐有了自觉和深刻的认识。”

　　叶先生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件往事。1986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前来请她书写稿件，而且事关“文学遗产”之存活。叶先生答应了，就在条件不好、参考书籍也不够的北京察院老宅的北屋里“爬格子”，直至1988年，为“文学遗产”版共写了15期连载。这些就是她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文论的文章，即《迦陵随笔》，全十五篇，后已收入《叶嘉莹著作集〈词学新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叶先生也曾在接受访谈时说过：“1986年我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开始为他们撰写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他们来邀稿时，曾特别言及当时西方文论与美学等学科正在兴起，而我们的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迦陵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何以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胡静《用生命感悟古典诗词——叶嘉莹先生访谈录》）

　　在此段落之前，叶先生还说：

　　后来，我又相继写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迦陵随笔》系列以及《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与世变之关系》等文章。

　　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我对过去所阅读的、曾被我认为琐碎芜杂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乃渐能有所辨识，对其意旨所在与得失之处，颇有如韩退之所说的“昭昭然白黑分矣”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