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先生对于文学理论问题追根寻源且孜孜不倦，其新著《建构审美化的心灵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版）集结了四十多篇佳作，分为上下两编，是他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小说戏曲美学七十余载的成果结晶。

　　毫无疑问，文学的关注点是人，文学内容应该是表现、激励、抚慰人的心灵。宗一先生在对理论概念的认证上是个非常较真儿的人，他认为关于文学与心灵的关系，历来的研究文章都没有说透，而专门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他努力建构心灵美学，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美学的研究造诣深厚，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首位从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学者。早在四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审美化心史（心灵史）来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绝非空穴来风。他是从古今中外作家的经典文本出发，发现这些先哲时常把自己的著述直接称之为“心史”，因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有机整体的视角来观照，以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审美化的心史。或曰：一部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一部人民的心灵史、一部知识精英的心灵史。” 作为一个文学本位和文本主义的坚守者，这段话的提出，是有许多对于经典文本的研究实践做支撑的。

　　经典文本宏观研究中纵论心灵史

　　宗一先生有很多宏观的古代文学研究，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学论纲》《古代小说流派简论》《古代小说研究的反思和取向》《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中国戏曲史研究方法论刍议》《创制元杂剧艺术史新构架》《拓展元曲和元曲史研究的思维空间》《中国戏曲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等等，都是气魄宏大，理据充分，天马行空，流水行云，一如他讲课的风格。

　　宗一先生一直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生动的、形象的、细腻的‘心史’。总而言之，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民的灵魂史”。他说：“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审美化心史（心灵史）来研究，这是我从1980年就坚持的命题，后来在历史系冯尔康先生主持下召开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曾以《戏曲史·心史·社会史》为题，阐述了我的一些极为粗糙的想法，现在我再结合近几年的学习心得谈谈我的旧的和新的观点。”这就是他理论框架的形成过程，几十年来念兹在兹，坚持不懈，执着研究，终成《建构审美化的心灵史》一书。

　　宗一先生是一个注重理论思维的人，自早年始就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从马恩思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等的文学理论，到美英法德意日等国的经典作家论文学；从歌德到海明威，从黑格尔到福克纳，从海涅到高尔基；等等，他都熟稔于心，通读泛读涉猎甚丰。他有文史哲等各方面的学者朋友，加之快人快语，乐于交流学术观点，见贤思齐，所以他的古代文学研究总是有一种开放的宏观视野。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是他的专业，从《淮南子》到《文心雕龙》，甚至唐代张璪、北宋谢赫等谈及的绘画要诀，他都可以用来解读小说，因为诗书画同源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从金圣叹到鲁迅的小说理论，他更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

　　更为可贵的是，宗一先生对于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家、评论家的理论观点，也是十分注意，对年轻学者甚至他学生的观点也认真阅读、常有引用。这样就使得他的学术文章青春常在，既有新鲜感又贴近时代。加之他对小说进行宏观的诗性研究，以及小说和戏曲的综合研究，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总是气势恢宏、新意盎然，在语言上也是行云流水、妙语连珠，读者的思路有时竟然跟不上他文中的那些跳跃的文字。他反对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语言。这些理念在他的学术文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宗一先生时常感叹，文学研究不应作为某些学科的附庸，而应“自立门户”。他说：“我的忧思是：当人们不再沉浸在诗意世界去领略那天才的文学精魂和美的创造时，是人类文明之大幸还是大不幸？我深信，弘扬人类真善美的文学和诗意，永远是捍卫人性的，而且越是在灵魂不安的时代，越需要文学的抚慰，它是无法代替的，因为，在所有人文领域中，文学最贴近我们的心灵。”这些鞭辟入里的观点是苦读深思的结果，虽说史诗性小说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但是文学并不是一味地解读历史，文学应该还有它自身所特有的东西，有它独特的功能。这个思路使他能够从宏大叙事的历史小说中跳脱出来，去寻觅小说内里作为文学的真谛。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是别开生面的。他认为，这部小说完全抛开了历史人物和传奇英雄，“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勇于把生活中的负面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这部小说“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这样作为小说的独特功能性，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他提出，要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在关注中国文学和社会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的研究。由此生发开来，文学的独特作用得到了很好的突出展示。

　　他举例说，《红楼梦》的出现是在“总结前辈的艺术经验和教训以后，把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又一次使小说审美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这本书“在最准确的意义上为我们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同时郑重提出，这是“感觉型的小说家”曹雪芹的“心灵的绝唱”。

　　他认为，寂寞的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是对举业至上的文化反思，是对古代文人心灵历程的真实和审美的写照。我觉得，在宗一先生的诸多古典小说研究中，他似乎更重视那种来自民间的、饱食人间烟火、接地气的文学作品，因为他注意倾听民间心灵的回声。

　　在这些论文中，他有理有据、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许多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理论家的名句、名言来证实自己的判断。外国经典作家的理论高度，中国古典作家的精深妙语和他那种侃侃而谈的理论思维，及其独具特色的行文方式，揉和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论述框架和言说网络。在他那里，你时而会拍案叫绝，时而会陷入深思。这些文字只有在通读了全文之后，仔细揣摩思索才会产生出深刻的认同感，这就是理论的力量。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理论勇气和献身学术的执着精神，宗一先生是把自己的全部才思甚至整个生命都投入到文学研究里面去的，余韵铿锵，毫无保留。

　　宗一先生能够从小说史家的宏观角度，纵览各领风骚的浩瀚文学作品，其学养基础是不言自明的。他是人文版《中国小说史简编》（南开大学中文系编）的主要撰写者，该书一经出版即好评如潮，被称为：“言简意赅，很适合按图索骥补课中国古典小说，内容风格体裁的系统流变，社会及作者背景，评论透彻到位，是中文系的必读好书。”因长期在中文系小说戏曲研究室工作，早期的名师指点、自身的苦读钻研，使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熟稔于心。更重要的是，他理论修养很高，时常会把古今中外理论家的言论进行分类排列。他时常把课堂办成“美学沙龙”，所以他的课总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他的文章也犹如他的课堂，展示出他的“这一个”人，以深刻雄辩之文将我们引导入胜。

　　以作品细节的研究详解心灵史

　　宗一先生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他的经典文本研究除了理论阐释之外，更注意细节。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他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还是《金瓶梅》“心灵学说”的创始人。在《建构审美化的心灵史》中，既有《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经典小说的个案研究，同时也有《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窦娥冤》等戏曲的细节研究。宗一先生的特色是将小说戏曲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也就是他常说的“小说戏曲的综合的整体研究”和“小说与戏曲同步研究”。读他的书，相当于跟着他在小说戏曲史里面走了一大圈，在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我们终于可以较为轻松地深入作家作品，来欣赏他的个案研究了。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他认为这是“长篇小说的巨制”，“《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但小说中却有一般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人又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的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这种悲剧性是来自作者心灵中对堕落时代的悲剧意识”。

　　人们通常读作品，主要着眼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灵和读者感知的心灵，但是对于宗一先生来说，除了上述二者以外，他还特别注意到作者。例如，他注意到，《金瓶梅》中作者描述的人物数量、民间世俗、地理风情、妓女世界，等等。尤其是非常注意揣摩作家展示各色人物恰如其分的语言，他在讲解王婆拿捏西门庆时写道：“为西门庆定下十件挨光计时，王婆的精细和老谋深算则发挥到了极致，她一口气竟然说了1016个字，真让人不能不佩服这个媒婆的语言‘功力’。”进而提出，《金瓶梅》的语言是“活”的，全然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情趣的个性化语言，只有从戏曲、讲唱文学和野史笔记中才能得到印证。他说：“当我们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时，几乎能感觉到作家感情的喷薄和气质的涵茹，如果我们不透过其创作去追溯其灵魂深处，又如何能领会到这些作家自己的心灵所感受的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呢？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学史看作一部形象的生动的细腻的心灵史。”以此为核心扩展开来，再看中国文学发展史，就直抵审美化的心灵史，这是他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

　　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他也是分类细密，解读精当，并提出：“‘三言’和‘二拍’的出版，促使了各种文艺样式的互相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和说唱文艺及戏曲的关系更为密切。戏曲和小说在题材上相互借用、改编，大大促进了通俗文艺的繁荣。”他还将小说展示的社会生活进行分类，特别注意其中的官场、商贾、酒楼、妓院，等等，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市井细民、男女爱情等的分析举例方面，简直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细致入微。至于深入到具体篇章的细节以及对各类人物心理的分析，更是直逼心灵深处，令人拍案叫绝，钦佩不已。他用充实的研究证实了“三言二拍”写的是“市井细民的心灵史”。

　　伟大的作品总是说不尽的。宗一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解读有一种“策略”，他坚持认为要“追寻心灵的文本”。浩浩“红学”，专家众多，论文如云，争论不断。大到时代风云、思想意义，小至语言、器物，无边无垠的学海，经久不息的探究，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不过，他还是力主从文本出发，认为：“更看重文艺实质是人的性格学、心灵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是心灵使人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是心灵使人懂得了创造、美和价值观，也是心灵才使人学会区分爱与恨、崇高与卑琐、思考与盲从。而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也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认为，《红楼梦》的心灵内涵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如对林黛玉的解读，宗一先生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小说情节。他从黛玉初进荣国府、紫鹃试探贾宝玉和宝玉挨打这三个例子入手，详解了黛玉的心理活动，并详解了“为什么林黛玉那么别扭”的问题，在复杂和矛盾的交织中，揭示出掩盖着的心灵尊严。

　　宗一先生注重文本研究，但并不反对考据考证，他强调文本的“划时代”作用，提醒研究者不能太痴迷于考据；把考据当成一门学问自然不错，但是以此自诩就大可不必。如果“囿于识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遮掩了伟大作品的精髓要义。他反复强调：“我所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认为只有考据才是真学问，进而对一切文学审美的研究嗤之以鼻。对于这些过于偏颇的学风和议论，理所当然地难以认同。”他坚持认为考据不应该遮蔽审美视线：“我思忖，对《红楼梦》的解读，永远是一个不会终结的对话和潜对话的过程。”他珍爱这部小说的细节，执着地保留作者给读者的想象天地，生怕单一的考据会遮掩展现心灵的那种无限空间。

　　戏曲研究更是如此。宗一先生认为，关汉卿的《单刀会》是以诗笔写剧本，全剧的高潮和重点都集中在结尾部分。他说：“关云长的唱段一开头气派就很大。‘大江东去浪千叠’，就是一幅十分壮美的画卷，那种波涛万顷，通天浴月的大江景色，浩浩渺渺，流向东方，它气势磅礴，大笔勾勒，先声夺人，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可以想见关汉卿写《单刀会》是很动感情的，剧本中那些落地作金石声的诗句，我认为是作者和笔下的英雄人物共魂魄的最好写照。作者写作，总是有称快之笔，也一定有挥泪之笔”。他强调关汉卿表现心灵的手法，是诗歌中的“比”，同时还使用了“两副笔墨”，抓住了主要人物的“整个灵魂，表现对象的精神，传其神，写其心”。他还特别提到剧本中的《驻马听》一曲：“把流淌着的江水比作‘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绝非一般抒发怀古之幽情，而是渗透着剧作家更为深沉的历史感受。这一切都既使人看到剧中人关羽的真情实感，又使人感受到关汉卿之情——剧作者分明把自己心头的话，巧妙而又艺术地通过关羽之口去向观众倾诉了。”

　　众多的戏曲细节分析，不但丝丝入扣，而且直逼人心，他从这些杂剧的曲文中，读出了角色心理情感的历程。比如谈及《玉镜台》一剧时，他认为这里面不只是引人发笑，它反映出生活的潜流；而《谢天香》这一杂剧则是“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至于对名著《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经典剧目的细节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如入剧中、挖掘心灵。

　　宁宗一先生学养丰厚、才思敏捷、剖析透彻，深刻把握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之精粹。他创立的“心灵史”研究方法，让我们体会出古代经典作家用真心写真情，他的《建构审美化的心灵史》又让读者跟随他的思路，去享受中国古代文学精华的无穷之美，去感悟心灵史带给我们的震撼。此后再重读《金瓶梅》《红楼梦》《牡丹亭》等伟大的作品，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