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石昌渝先生一直是那么瘦削，但精神矍铄，看上去是应该寿享期颐的。不想于阳历岁除之日，惊获他仙去的讣闻，震悼之余，悲不自禁。顾惟自2005年石先生退休，每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老干部活动或古代文学研究室的新年聚会，还是常能见到石先生的。相见必有亲切问候，短暂寒暄。他的音容一如既往的慈和，随便聊几句，只是问问近况，或眼下的研究，不及其他。2016年我调离文学研究所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此刻想起，仍旧是他70岁之前的容颜，謦欬言笑历历在目，十多年同事追随的岁月恍如昨日。

　　我从1988年3月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曾在沈玉成、董乃斌、石昌渝、刘扬忠四位室主任麾下工作。这几位前辈学者各有个性风仪，石先生是一位有涵养的领导和谨慎的长者。那个时候，大家上午忙完各自的事情后，下午经常在室里闲谈，话题也很丰富，不只论学术，也议论时事。石先生通常不谈国事，即便听到不同意见，也只是漫然一笑，不介入争辩。只有一两次我见到他实在不能认同某些先生的迂阔见解，很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他的态度有点激动，但每逢这种场合，他的意见通常都比较中肯，所以我一直觉得石先生是个洞明世事的学者，无论对学术或时事，都看得很透。我和他聊天，谈到所内所外的一些现实问题，他往往只是扬起下颌冁然一笑，会心尽在不言中。

　　能把事情看得很透的人，通常都宽厚而有涵养。石先生的研究生同学里有一位，为了过去一些不能释怀的旧事，总喜欢在年终述职时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向室里前辈先生也包括石先生质难。石先生一般是不接茬，直到最后那位先生自己说得没趣了收场。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深服石先生的涵养和宽厚，以及处事的妥帖。

　　但石先生绝不是无原则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位能秉公办事、仗义执言的长者。对一些所务问题，他总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其辞、虚与委蛇。他是78级留所的研究生中较年长的一位，人又正直，说话自然很有威信。我进所后数年，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从所里找到院里，概无结果。直到石先生任室副主任，同时担任所分房委员会副主任，为我上下陈辞、反映情况，最终才引起院里的重视，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为此我一直很感激石先生。

　　多年来，石先生的帮助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学研究所心生眷恋的源泉，也是激励我发奋工作的动力。时隔多年，这种感激还持续温暖着我，每次见到他都备感亲切，一想起他就从心底涌起崇敬的情愫。此刻，我最遗憾的就是从未当面向他表达过这份感情。以我对他的了解，或许他根本就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但这事关生计的无私帮助，确实让一个年轻学者切身体会到集体的温暖，从此对工作、学术和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我想在这里对石先生说：“永远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希望石先生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石先生他们这一届硕士生共有九位都留在了古代室工作。除了英年早逝的齐天举先生，每一位先生都在古代文学的不同领域取得了独到的成就。石先生师从刘世德先生，专攻古代小说，他的学术研究最突出地体现了古代室前辈小说研究的传统特色，即从文献学入手，在掌握丰富的小说文献、细勘各种小说版本的基础上，探究古典小说的编撰、流传过程，梳理小说史发展的脉络。

　　石先生的研究从《红楼梦》开始，旁及世情小说《金瓶梅》，再延及讲史小说《水浒传》，逐渐勾勒出古代小说史的框架，写出了一部既扼要又包含不少独到见解的《中国小说源流论》。同时不懈地搜集、整理小说文献，与刘世德等先生共同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与日本学者矶部彰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在对历代小说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撰写出《中国小说发展史》这部皇皇大著。

　　石先生的学术经历，不仅承传和光大了古代室前辈精研小说版本、由文献学入手探讨小说艺术和小说史的扎实学风，还在广泛的个案研究上形成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思考，将具体的文献研究成果提升为整体性的小说史建构，最终完成古典小说史的宏大建构。石先生的小说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传统，一方面又超越前辈学者，开拓了更广阔的学术境界。

　　正如刘世德先生评论《中国小说源流论》时所说：“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奠基作，它以时代为经，以题材、风格、类别为纬，论述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将近七十年来，虽然继续出版了多种小说史著作，但都没有超过它的水平。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但石先生没有止步于此，从《古本小说丛刊》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从《中国小说源流论》到《中国小说发展史》，他以持续的探索、不懈的努力，对古典小说做了具有总结意义的全面研究，对小说史研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已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肯定。但在我的记忆中，石先生始终是一位很低调的学者，《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和《中国小说发展史》两部大书出版时，好像都没有举行发布仪式、研讨会之类的活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有三大册，收到他赠书时，还承他客气地说：“请多批评指正。”我哪里有什么能力指正呢，只不过遇到小说文献时，随时翻阅学习罢了。

　　客岁岁除之日，惊获石先生讣闻而致唁石雷，得知石先生去世前还嘱她将已题签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寄给我。迨疫情平息，我收到这部沉甸甸的大著，却已天人永隔，不能向石先生致谢，表达我的敬意了。石先生在“自序”的最后写道：“以一己之力撰写小说全史，也许有点自不量力，压力之大自不必说。从立项到今天完稿，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撰写工作时断时续，但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坚信独自撰述，虽然受到个人条件的很多局限，但至少可以做到个人的小说观念能够贯通全书，各章节能够前后照应，叙事风格能够统一，全书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错误，但总归是一部血脉贯通的作品。现在书稿已成，对此自己也不能完全满意，但限于自己的学识，再加上年迈力衰，也就只能如此交卷了。”这段话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我能体会他那经历长久的勤读苦思，如春蚕吐丝般写出一页页书稿的艰辛。我写《清代诗学史》也已过去20年，石先生这段话将激励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当我气馁时，看到书柜上这部《中国小说发展史》，就会振奋，并获得力量。

　　在“后记”中，石先生在感谢各方人士的帮助之余，特别提到：“爱女石雷不仅在学术上随时与我讨论切磋，而且承担了该项目一切繁杂的事务工作。”前不久在微信上读到石雷怀念父亲的文章，字里行间浸满深情。我想石先生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伯喈有女，能传父学；介甫外孙，已然长成。《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和《中国小说发展史》两部巨著足以寿世，此生夫复何憾？倒是后来人，需要想一想，面对石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该如何把小说史研究做得更好？

　　每追怀往事，便如前人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但石先生所希望于我的，一定不是感伤，而是读一读他的小说史。的确，对于学者来说，读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纪念。我愿有更多的人一起读一读石先生的《中国小说发展史》。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