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座”为何不“叫好”
——以《满江红》为例
2023年09月13日 1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9月13日第2734期 作者:陈宇舟 郭星华

  优秀的电影作品往往会既“观者如云”又“好评如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却常常相悖。如1999年由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讲述了一个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乡间邮路上的故事。故事结构简单,但叙事风格别具一格,加上优美的乡村风景、演员不着痕迹的表演,观者仿佛沉浸在一幅写意山水画中,并在不知不觉中被静谧、淳朴所感染。虽然这部影片的观者寥寥、票房惨淡,但它先后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节中斩获大奖,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一个“叫好”不“卖座”的典型案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2023)则是“卖座”不“叫好”的典型案例。

  张艺谋将除奸题材与喜剧、悬疑类型糅合在《满江红》中,并涵盖了集体主义与家国情怀的宏大主题。他的这一类型创新吸引了近9200万观众,收获45.44亿元票房,并创下了个人单片国产票房的最高纪录。但是,这部影片却在口碑方面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以豆瓣网为例,这部影片的评分自上映后从8.2分跌至7.0分,超过14.5万用户给出了1星和2星的观影评价,并撰写了诸多表达不满情绪的影评。“卖座”是观者用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既是一种市场反映也是一种客观事实。是否“叫好”则是一种价值判断,被许多主观情绪因素所左右,正如柳宗元所言:“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卖座”与“叫好”之间存在某种张力,《那山那人那狗》与《满江红》并非个别例证。市场有市场的评判标准,艺术共同体有艺术共同体的评判尺度,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难以通约的“鸿沟”。

  “卖座”是大众化的,“叫好”是专业化的、精英化的。达到“卖座”水准的电影作品要求其实比较单一,如有名气的导演、有影响的“流量明星”、合适的档期,再加上别出心裁的大力宣发,基本足矣。《满江红》就全部满足了这些要求:导演张艺谋,获得过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熊奖”,执导过北京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主要演员岳云鹏、沈腾、雷佳音等人,要么是喜剧明星,出没于各类综艺节目,要么就是演技、形象俱佳的影视演员,他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票房号召力;上映时间又是2023年春节档期,在春节长假期间看场“合家欢”电影成为许多人的不二选择。因此,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满江红》“卖座”成为一种必然。然而,一部电影作品要达到“叫好”的水平就要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叫好”的人通常有两类,一类是电影专业人士,一类是业余影评人,二者之间的评价标准存在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差别。总体而言,在大众媒体上“叫好”(发表影评、发帖子、打分)的人,对影片的艺术性、思想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但为简便起见,下面不再详细讨论差别,而是从理论上把他们视为一类人。

  艺术社会学为解答“卖座”如何不“叫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视角。汉娜·沃尔(Hannah Wohl)指出,艺术家在创作时面临着与同行以及与自身既有作品的双重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艺术家需要精准地平衡其作品中的惯一性(consistency)元素和差异性(variation)元素,从而形成一种独特但又能被广泛接受的艺术风格。这里的惯一性是指艺术家保持创作风格的一致性;差异性则是指艺术家的作品既要与其他艺术家的风格区分开来,又要相对于自己的一贯创作风格有所变化。

  早期,张艺谋通过《红高粱》(1988)、《菊豆》(1990)和《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等作品,树立了自己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独特地位。这些电影多从中国农村视角着重展示大历史洪流下的人文关怀,凸显了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十余年间,张艺谋接连不断赢得国内外电影节大奖,如柏林电影节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可以说,张艺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但他不满足于此,不断试图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在“差异性”上有所作为。毫无疑问,电影《满江红》是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等作品之后展现其“差异性”的又一次尝试。

  不幸的是,《满江红》的不“叫好”是对他展现“差异性”的又一次否定。张艺谋对于电影创新孜孜以求,不仅尝试了不同的类型(喜剧、悬疑、古装等),还在叙事结构上试验新的元素(如结尾段落的“诗朗诵”)。关于电影结尾的高潮段落,张艺谋曾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匠心独运:“当我们大声地把中国的文字如此隆重、仪式般吟诵出来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为我们的文字自豪。在我印象中的观影经验里,全世界没有一部电影结尾是一段文字,而文字就可以产生高潮,它里面的核心内涵是家国情怀。”

  但观者对此似乎并不领情,有影评称“这部电影就像一个超长的小品”,还有影评质疑“整部电影的悬疑,很大一部分是由电影中一次次的‘反转’所带来的,但这样一次次的‘反转’到底合不合逻辑?”甚至有评论称该电影只是一部“爆米花电影”。当然也有肯定性的评论,称其“至少在电影表现形式上有了重大的创新”。众口难调,实属正常。但“卖座”与“叫好”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也是不常见的。究其原因,还是张艺谋追求的“差异性”没有得到大多数观者的认可。张艺谋的“惯一性”是厚重的历史感、深邃的思想性、绚丽的色彩,观者是认可这些的。也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风格,他在电影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除却这些,观者并不认同他尝试的悬疑、搞怪、噱头、无厘头“差异性”。不过,作为摄影师出身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始终追求的视觉冲击感,倒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像水印一样体现在每一部作品中,观者对此也高度认同。

  求新求变是每一个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但如何处理好“惯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矛盾,达至既“卖座”又“叫好”的臻境,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包括电影创作者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青年导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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