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1947—2013）先生致力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朱政惠先生主要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他同样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深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颇有见识的学者已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作为研究对象。而将硕士和博士论文均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研究对象并以博士论文为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做专门研究的，应该只有朱政惠先生的《吕振羽历史学研究》。1988年，朱政惠完成了题为《吕振羽历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顺利答辩；1992年，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就的专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出版；2000年，朱政惠先生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出版。这些成果的完成出版，表明朱政惠先生的史学研究起步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而他的导师吴泽先生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吕振羽的学生。吴泽先生指导朱政惠先生重点研究吕振羽史学，既表达了他们对吕振羽的缅怀之情，也是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责任使然。

　　为了研究吕振羽史学，朱政惠先生“很认真地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种种理论，阅览了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的诸多材料”。这在当时的学术研究还少有数据库和互联网支持的情况下，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肯定，《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历史教学问题》等期刊都发表了该书的书评。围绕着吕振羽史学，朱政惠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吕振羽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以及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及其史学致用实践与思想等方面，都做了专题研究。加之上述《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和《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两部专著，朱政惠先生对吕振羽史学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吕振羽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也使吕振羽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一位。

　　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整体进程

　　朱政惠先生在吕振羽史学研究深厚积累的基础上，把研究视野延伸至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譬如，他撰写了《毛泽东与中国史学》，论述了毛泽东“古为今用”的历史思想，阐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他还撰写了《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建国后郭沫若史学剖析》，梳理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而在开展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推动考古学研究、创作历史剧等方面的建树。1995年，朱政惠先生发表了《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在改革开放后又一度成为讨论热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朱政惠先生总结了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概况和特点，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的“四次高潮”，阐述了在当时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几个要点。

　　特别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革命性和学术性的关系、特别重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走向及其现实意义，是朱政惠先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

　　朱政惠先生研究吕振羽史学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吕振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学术成果，提出了系统的、富有特色的中国历史发展观，是史学致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者。朱政惠先生研究郭沫若史学，主要集中于郭沫若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1949年后他本人的史学成就特点。朱政惠先生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强调“仅在学术理论上下功夫而忽视这一学术研究客观上每每具有的特殊使命也是太书生气的做法”，“研究好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好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研究好东方国家社会大体的社会特性和特点，研究好东西方国家历史和现实差异及其不同的发展路径，都会是极大有利于现实中国社会建设”。他的这些看法，对今人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有着十分积极的启发意义。

　　聚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性

　　1991年，朱政惠先生发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一文。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顺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特殊的和其它社会科学学科难以取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领导和支持，也是源远流长，富有成功经验的。”这不仅在学术层面阐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介入现实并努力体现时代精神的鲜明特点。

　　1993年4月和8月，朱政惠先生先后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散论》和《挽狂澜而奋进——当代中国史学思潮述评》两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走向问题。在前文中，朱政惠先生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总体要求的革命性、科学性与主张史学的纯学术性、极端“革命性”思潮的碰撞与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论结合的总体要求和重论轻史、重史轻论治史观念的批评与反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的宏观要求与文化闭关主义、“全盘西化”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这几个一直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矛盾现象更清晰地凸显于新时期中国史学中，也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键性问题。他同时给出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估测”：“历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史、物质生活史，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品格、心态特征、精神素质形成和发展演变，以及饮食心理、闲暇心理、消费心理、购买心理等诸种问题研究，都会引起人们兴趣”，“越是现代化的国家，越是关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当下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朱政惠先生的“估测”。

　　后文分四个时期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对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了客观分析与评价，并强调“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不能脱离当代中国史学家的实践，引进国外史学理论，要与研究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结合起来，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学家还应有自主意识”。这或许是朱政惠先生此后将研究重点转向海外中国学的契机之一。朱先生的文集《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所阐述的主题就是时代和史学的关系问题。

　　反思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朱政惠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更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由他执笔的第二编第六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部分。朱政惠先生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总结的三个方面是：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急迫的救国实践的需要，是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优秀的、有才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考虑和选择的结果；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入世的致用精神；第三，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成熟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节点。这三点分别从时代、社会和历史理论三个方面实事求是地、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到特征，笔者至今还记得当年读到朱政惠先生这些论述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朱政惠先生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社会的东亚农业文明的国情导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农民和农业社会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以及鲜明的史学致用特色、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成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家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都是研究和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性问题。

　　朱政惠先生进而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其间存在着失误和不足，需要作深刻反省和认识：第一，必须坚决杜绝影射史学，坚持历史研究的尊严和科学性，要科学地看待史学致用于现实的问题；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第三，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和海外先进史学和文化的关系。这些被朱政惠先生称作“痛定思痛后的反思的见解”，直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仍然闪烁着其启发性和深刻性的锋芒，在一些方面仍然是今后研究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键切入点。朱政惠先生还展望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景，论述了加强历史学方法论研究、处理好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外史学交流、多学科和百花齐放、史学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

　　总体上看，朱政惠先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部分，是20世纪末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与评价及展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前景等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是标志着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水准的代表性著述之一。而其中朱政惠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的诸多论断，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继续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重要启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