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向现代女性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是作者的人生体验和书写视域逐渐从狭窄的闺阁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农村、乡土题材并列的工人、工业题材，由此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自庐隐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期发表《灵魂可以卖吗》提出纱厂女工荷姑的灵魂之问开始，经丁玲、草明、张洁、舒婷、毕淑敏、郑小琼等几代女作家的持续笔耕，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已完成百年积淀并蕴蓄着某种新变。管燕草与父亲合写的《工人》、毕淑敏的《女工》、鲁敏的《六人晚餐》和郑小琼、塞壬、丁燕、彤子等的工人题材作品，都呈现出既不同于庐隐的“问题小说”也不同于草明的“英雄叙事”以及张洁的“改革文学”的新书写态势。检视并梳理这些新写作态势的路径与向度，或可为当下的女性文学和工人题材创作提供有意义的参照。
非虚构写作的蔚成风气与传统书写方式的新变
当下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最具特征性的现象是非虚构写作的蔚成声势，这一点与女作家整体在非虚构写作领域的突出成绩基本一致。自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辟“非虚构”专栏引发非虚构写作热以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李娟的《羊道》系列、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大地上的亲人》、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等非虚构作品先后脱颖而出，成为继20世纪90年代“私小说”创作潮流以来的又一“现象级”女性文学景观。与工人题材在当代文学整体版图中远逊于乡土叙事的弱势地位不同的是，在女性非虚构写作潮流中，工人题材占据了相当的比重。郑小琼的《女工记》（2012），丁燕的《工厂女孩》（2013）、《工厂男孩》（2016），彤子的《生活在高处：建筑女工记》（2019），塞壬的《镜中颜尚朱》（2021）、《无尘车间》（2023）以及吕途作为社会科学调查报告撰写亦被作为文学阅读对象的《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2017）等作品，均聚焦工厂和工业场域中的普通劳动者，以其纪实性、在场性的写作姿态和丰沛的感性魅力，建构起女性文学与工业现实的密切关联。
女性文学的非虚构叙事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宏大叙事而以“主格在场”的限制视角进行叙事，但在具体作品中，作者与写作对象的距离并不相同，所使用的文类亦各有差异。吕途的“中国新工人”系列采取的是调查报告体，工人群体以访谈对象的方式出场，作者以知识分子的理性态度对笔下人物形成了清晰的审视乃至俯查关系；塞壬的《无尘车间》和丁燕的《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则类似新闻“暗访”，作者深入樟木头镇的工厂企业，“隐身”于打工者，与工人们同吃同住，文本呈现出融“共情”与“旁观”为一体的审美效果。不同的是，塞壬侧重自我体验，而丁燕更侧重描述他人。最具革命性的突破发生在郑小琼身上，作为“写诗的女工”而非“写女工的诗人”，郑小琼与写作对象之间是真正的“零距离”关系，这种关系使她的工人书写实现了从“代言”到“自述”的飞跃。她的诗歌均建立在真切的打工体验之上，天然具备一种冷硬的现实质感。就像郑小琼在《写诗与打工一点也不矛盾》中坦言：“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在煤矿基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郑小琼以“从个体生命本真出发”的诗歌抵达“广阔的人群”，既写出了女工肉体和精神的疼痛，也表达了对时代、社会和工业体制的批判性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小琼作为亲历者的工厂书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写作”潮流有着某种相似性，但其本质却存在差异。郑小琼的诗歌是个体生命体验的自发性表达，这与传统“工人写作”契合时代主旋律迥然不同；郑小琼诗歌抒情的内里是批判现实主义，而传统“工人诗歌”抒情的内里是革命浪漫主义。如今，郑小琼的这种抒情方式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在范雨素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与《我是范雨素》、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郑小琼式的劳动者自我书写，只是向度更为多元——不再只是表达苦痛与艰难，同时也有劳动的欢欣与生命的诗意。
当然，当下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以非虚构为主流，并不意味着传统虚构文学的式微。管燕草的《工人》（第一部）、毕淑敏的《女工》与鲁敏的《六人晚餐》，即对应了20世纪的书写传统。《工人》（第一部）描写苏北农村青年武家根为寻父来到上海，先后成为码头工人和船舶机修厂工人，并在工运领袖的感召下产生阶级意识、走上革命之路。书中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成立、顾正红之死等真实历史事件，将中共党史、工人运动史与上海城市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典型的革命历史叙述。与传统革命历史叙述不同的是，小说情节更为曲折传奇，人物形象也更具凡俗性而不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毕淑敏的《女工》和鲁敏的《六人晚餐》均涉及20世纪90年代工人的命运与情感，可以看作当时“现实主义冲击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女工》因为女主人公浦小提的形象过于理想化而在反映生活的力度和锐度上存在欠缺，甚至被视为对“现实主义的背弃”（刘舒文、赵沛林《论毕淑敏小说〈女工〉的尊严观》）。鲁敏的《六人晚餐》则刚好相反，小说聚焦十字街厂区两个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情感与命运悲剧，在悲悯中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历史、人性反思的深度。
工业景观与劳动辩证法的呈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茅盾在《略论工人文艺运动》中曾总结过工人题材文艺作品的不足。在他看来，“三十年来的新文艺作品中，写到工人生活的，实在不多……写工人写得真像工人的，那就更少了。原因是写作者对于工人生活不太熟悉——他自己没有经验过工厂生活，甚至他所见的，只是走在路上的工人而不是在工厂内工作中的工人”。历经70余年之后，这一现象仍旧存在。作家们往往聚焦工人的恋爱、家庭、婚姻等日常生活，但较少正面表现工业生产景观和工人劳动场景。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虽然在这两方面也未达到自觉和普遍的程度，但整体有很大的改观。
在鲁敏、塞壬等作家的笔下，厂区、厂房不仅是工人活动的真实场域，同时也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与有意味的空间意象。《六人晚餐》开篇即是长达千字的厂区环境描写，混合了破败与欲望的“处于烷基苯厂、热电厂、塑料厂、电子管厂的中间地带”的十字街，同时也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象征。在丁伯刚等老一代工人眼中，它是“温顺，广阔的”“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而对于晓蓝等子一辈而言，“把厂区及其破落永远地甩到身后”则是最大的人生抱负。《镜中颜尚朱》以夜晚钢铁料厂“一片寂静……浓烈的铁腥气灌进肺叶，轻微的眩晕感。黑色的尘粒覆盖一切”，暗喻主人公荒芜的心境和停滞的生命状态。《无尘车间》则通过对车间环境的全方位描写，营造出无所不在的压抑气氛。“一堆奇奇怪怪的装置，粗大的弯管子，像油烟机一样的大罩子，它们全都被包裹成银白色，看上去有一种太空的效果”，引发作者产生了“这些怪物在头顶俯视着我们”的联想，预示着在这个空间中进行的生产劳动将注定是紧张、封闭并隔绝的。
作为共同聚焦广东流水线书写的好友，郑小琼和塞壬的情感态度有着鲜明的差异。郑小琼的诗歌清晰地表露了对流水线劳动的批判：《生活》中“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电子厂》中如“被剪裁的草木”般被“白色工衣裹着”的“青春，姓名，美貌”和“被流水剪裁过的动作，神态，眼神”、《产品叙事》中“弦与流水线，悸动的嘶叫，疼痛在隔壁”等诗句，都一致地表达了流水线对人的青春、情感、健康、欢乐的剥夺与摧残。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塞壬在《无尘车间》《日结工》中对流水线的正面肯定。她的文本并不回避流水线对人的禁锢与物化，但也表达了对流水线的赞赏：“它有卑微的甜蜜和心安的自足。明码标价的薪酬，无欺、无诈，精确到每一个工时。永远对你敞开怀抱，你可以吃饱饭也可以睡得安稳，你永远不会走投无路。它是一碗干净的饭，而且，理直气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塞壬甚至明确提出“流水线不需要同情”，“大家都凭劳动的价值拿报酬，平等，公开，值得被尊重”（《塞壬：〈无尘车间〉写的就是“我”》）。
的确，在塞壬的视野中，“劳动”被赋予了独立的内涵而得到了专门关注。她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场景叙述，她笔下的“劳动”除了紧张、劳累与疲惫，也不乏愉悦与美感。比如，她写大型流水线现场“集体劳动的欢欣”，写电子烟厂“车间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糖果味”，写工人“工装的胸前有一个醒目的LOGO，橙色，像一团火焰”；而首饰厂的工人“手指上下翻飞，还喜欢跷起小拇指，光是看他干活就很赏心悦目”。也正因如此，有记者用“打工文学不止有苦难”来形容她的作品。塞壬虽然也写打工文学中常有的疼痛、疲惫、愤怒、屈辱情绪，但在结尾，这些情绪又被一些出人意料的温情及劳动价值的肯定而消解，形成一种杨朔式的“曲终奏雅”模式。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这种戏剧式的温情结尾就是生活的真实，但也不能否认，塞壬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流水线劳动”的另一种表达范式，其中蕴含的劳动辩证法，则打开了工人书写的新维度。
性别立场、个体经验书写的意义与限度
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呈现出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业生活观察角度与话语方式。女作家或描写工业生产一线的女性生存境遇，或聚焦工业改革中沉浮的女性命运，或在对工人成长的描写中设置“女性引领者”的角色，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彰显了身为女性的经验与主体性。郑小琼致力于将已经变成流水线上代码的“女工”“淘出来”“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恢复其作为“女儿、母亲、妻子”的“独立的个体身份”。丁燕在“工厂女孩”和“工厂男孩”的对比中发现，“女性的耐心和坚韧”使其“适合长时间安静地坐在流水线旁”，进而在待遇和招工机会方面出现了性别弱势的逆转。鲁敏通过苏琴对身体欲望的忠实、对“十字街”道德的反抗及晓蓝的奋力逃离，在男性缺席（或死亡或失忆或停留于孩童状态）的语境中彰显了女性的独立精神。管燕草为武家根的成长设置了夜校老师夏秋莲的“引领者”身份，但后者同时作为任劳任怨的情感伴侣的身份又消解了这一女性形象的主体性。正是这种既从女性经验出发又不囿于女性立场的表达，打通了女性文学与广阔的工业生产及纵深的社会历史的联系。无论是对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独立精神的发掘，还是对女性依旧陷于传统的“第二性”藩篱的揭示，抑或是对男女两性共同在工业生产中“被异化”与“被成就”的悖论式生存境遇的呈现，都显示了女性在工业题材中积极表达与建构自我的努力。作为一种比家庭和乡土更具现代性的场域，工业生产也的确为女性境遇的改善与主体性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中，基于个人微观经验的直接书写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这一书写方式当然有其积极意义。首先，由于有作者的亲身体验与深入现场的见证观察作为根基，这些文本普遍有着丰沛的细节与充盈的情感，极易激发读者的“共情”而焕发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其次，作品对劳动价值的正面肯定以及所显示的强韧的生存力量，不仅打通了女性和工业生产的联系，也触及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最后，作品坚硬的生活质感对于宏大叙事惯有的概念化倾向、“私小说”对内心欲望的过度渲染以及某些商业写作的“悬浮”现象，都起到了类似“强心针”的纠偏效果。此外，许多作家往往以群像方式揭示一类人的生存境遇，极易汇聚为公共议题的关注对象，进而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突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女作家的微观经验书写也具备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价值。
诚然，立足个人体验、以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方式书写工人是当下女性文学的所长，但仅仅执着于个人直接经验的写作，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历史反思的深度上注定存在欠缺。巧合的是，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其书写视域基本限于上海、深圳、东莞等南方城市，而对于东北/北方城市则缺乏观照。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要走得更远，还亟待能够出现自觉跳出个人经验、回溯历史传统、建立与时代社会的广阔联系并具有超越性和反思性的作品。或者说，女性文学的工人书写已足够细致、尖锐和饱满，但在深度、力度和广度上仍需努力。期待今后的女性文学工人书写能在这一向度上取得亮眼的成绩。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