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学界positive与empirical通常都译为“实证的”。前者意指无须经验检验的实证经济学；后者则是经济研究中使用的需要接受经验检验的研究方法。基于这一不同，将两者作为同一中文表述，难免造成困扰。鉴于实证方法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在此有必要加以讨论。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起源 

　　最早在经济学中使用positive一词的是内维尔·凯恩斯（著名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下文的凯恩斯皆指代内维尔·凯恩斯）。在19世纪末期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凯恩斯认为，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一书中把约翰·穆勒基于演绎方法而建构的经济理论称为假设经济学，似乎不妥，因为假设经济学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穆勒演绎经济学的前提具有稳定的经验基础，按照演绎逻辑，其结论必然成立，即穆勒所说的“抽象真理”。既然是真理，为何还要用“假设”二字呢？基于此，凯恩斯称之为实证经济学，以表示这种研究能获得确信的知识（讨论是什么）。除此之外，凯恩斯还提出了规范（normative）经济学（讨论应该是什么）和经济学的“手段”。考虑到这种手段既涉及实证经济学的知识，又涉及规范经济学的应用，罗宾斯便将三部分经济学简化成两部分，即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由此，实证经济学也就被广泛推广开来。

　　不同于实证主义哲学方法 

　　一种错觉是，这种实证经济学方法经常被解读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其实这种解读并不正确，因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存在“敌对关系”。例如，凯恩斯的实证经济学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重点使用演绎法，捍卫的是李嘉图的抽象经济学理论，而后者则用归纳法，强调科学的经验基础。在孔德看来，科学的根本源头是经验，穆勒传统所捍卫的古典经济学原理无法接受严格的经验检验。而实证经济学不仅捍卫演绎法在经济理论建构中的作用，还努力在理论上将经济学从孔德所坚持的统一的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

　　再如，受逻辑实证主义（logic positivism）影响的托伦斯·哈奇森、保罗·萨缪尔森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寻求以更严苛的经验检验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可接受标准。萨缪尔森甚至认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前提缺乏经验基础，因而“败坏”了实证经济学的名声。对此，深受凯恩斯实证经济学影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经济理论的功能在于预测；只要能预测，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就不重要，甚至假设越不真实，适用的范围越广。经济理论仅仅是个预测工具，能预测的理论就是好的理论。由于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把经验检验的重点从假设转向了结论，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为“F-扭曲”。

　　从最终结果看，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还为凯恩斯实证经济学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是因为，凯恩斯实证经济学方法为主流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方法论辩护体系。一则，它既能克服传统实证主义的基本假定（如经验观察与非经验陈述之间存在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野，抽象性的东西对经验趋向的学科没有重要意义，一般性和理论性问题只能通过经验观察加以评价等）所蕴含的经验的理论负荷（theory-ladenness）和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这导致任何科学理论都可免于经验证据的反驳）等问题，同时又能融合后实证主义基本假定（如所有科学资料都要有理论的指导，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证明等）的优点。二则，凯恩斯实证方法能将卡尔·亨普尔所说的归纳—统计方法（the 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s）和演绎—律则方法（the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s）融合起来。正因为这种包容性，这种方法也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杰文斯称为“科学研究的万能方法”。

　　来自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审视 

　　凯恩斯的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包含演绎的抽象经济学和应用的具体经济学（concrete economics），均涉及理论的（theoretical，即通过假设演绎推导以满足逻辑一致性原则）和经验的（empirical，即基于归纳的、统计的或历史的检验以满足经验或现实一致性原则）两个方面。

　　在凯恩斯的眼中，实证经济学是一种抽象的演绎体系，而演绎的前提又是基于经验观察而进行的归纳，归纳出来的规律如果持续存在就成为公理，而基于公理的演绎推理，就可得到确定的抽象真理。这一真理反映的是经济现象的基本趋势。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如“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过人们长期观察和思考最终确定下来的公理，假定社会、文化、制度和政治等因素不变，就可通过逻辑推理构造基本的经济学命题。尽管“理性经济人”假设曾多次受到来自历史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多方面质疑，但均未撼动其作为经济学核心假设的基础性地位。证伪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也赞赏这一假设，并将其排除在证伪标准之外。

　　这种抽象理论具有两种作用。一则，由此构建的经济学能够把握经济现象的核心因果机制，因为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选择和行动的结果。从人性的视角进行抽象的假设（如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行为），不仅能够找到稳定地解释财富现象的因果机制，也排除了非本质的或随机的影响因素，从而将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分离。二则，抽象理论可以作为应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抽象经济学寻求的是经济学定理（theorems），以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通过揭示经济现象深层次和看不见的因果机制，抽象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其结论依赖于演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而非经验检验的现实一致性。例如，经济学中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属于学术的（academic）或推理的（speculative）纯理论研究，不以实用（practical）为目的，但它构成应用研究的基础。

　　抽象理论把握的是经济现象的趋势性特点，并不具有操作性和可用性，因此还要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利用贴近现实的因素构造具体的经济理论。尽管抽象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全世界通用，但不同国家的市场类型又各具特点，因此在应用阶段就需要考虑在纯粹理论研究中假设不变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特别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全部或部分发生变化后推理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通过查找各分类项及干扰项的变化，可进一步细化理论，使其能够适应更加现实的情况。这一过程必须将各种具体且细微的影响因素变化考虑进来，以便对未来短期变动做出更精准和具体的预判，由此就可以构建更贴合现实、更具相对性的应用经济理论。

　　总之，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论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阶段，强调不同的优先性（逻辑一致性或现实一致性）。这样既可捍卫纯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独立性（类似于经验主义眼中的形而上的内核），其逻辑一致性原则使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免受经验证据的质疑或证伪；同时其现实一致性原则又许可发展多种应用理论，以适应复杂现实的不确定，并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这种从纯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具体政策，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再到工程实施的过程，确保了实证经济学既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的内核，又保持了应用阶段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从而使其持续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辩护策略。在这种语境中，如果positive被译成“实证的”是可接受的话，将empirical译成“经验的”更为妥当。这不仅和theoretical相容，也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译法相一致。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