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谈及徐志摩，往往注意到他对中西文学资源的双向吸纳，对传统与现代文化因子的综合借鉴，进而从“文学/文化”层面分析作家的知识脉络和诗学构成。考察徐志摩的创作，还可以从“游”的角度入手。传统文化中“游”的观念浸染，激活了作家的想象思维和审美情趣，他主动贴合“游”本身蕴含的轻盈、洒脱品质，并在广泛展开的域外游历中，对这一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观察、反思、再现自然与人文风景，诗人锻造了对美的感悟能力，同时深化了现代作家对“传统”和“现代”交互关系的思考。
从游学中汲取营养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
徐志摩曾在《自剖》中说自己好动，爱看动的事物，动会催促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他喜好捕捉生命的律动，表现蓬勃的情趣，他将自己化作一片云，自在轻盈地遨游空际。他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身随心动的行者。
幼年读书时，徐志摩便对游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府中日记》抄录了多篇前人的海外游记，还专门辟出“游览地方”一栏，记载每日巡游的家乡景点，足见其好动乐游之心。1918年8月，在梁启超的建议和父亲徐申如的经济支持下，徐志摩赴美留学，圆了远游的梦想。为了追随精神导师罗素，他于1920年转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入剑桥大学学习。也正是在剑桥读书期间，徐志摩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
人们与徐志摩相遇，多始于那首悠扬婉转的《再别康桥》。康桥就是剑桥，1921年到1922年，徐志摩于此就读。康桥生活奠定了他的艺术观，助益了他的精神成长，也使他树立起以“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徐志摩对康桥的感情极深。1928年6月，诗人重游故地，感慨往事，思绪万千，便有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写到的榆荫、金柳、浮藻、深潭，今天依然可以在宁静的康河边寻到。诗章优美的语言、丰盈的情感、格律化的诗艺，凝聚了新月诗人共同的艺术理想。针对早期新诗散漫自由的弊病，徐志摩主张重构诗歌的形式，在格律的维度上，为新诗打造合适的“鞋子”。他讲求语句的澄练、构思的集中、情感的提纯，使新诗不但可以承载狂飙突进的激情，而且能够从容表达含蓄的温情，可谓里程碑式的进步。
游学英伦，漫游苏俄，交游欧陆，经游印度、日本……对“游”的痴迷，伴随了徐志摩的一生。一次次的行旅体验，拓宽了作家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他广泛地从世界文学中汲取经验，研习拜伦、雪莱、济慈、彭斯等先贤的诗艺，借用英美浪漫派、唯美派思潮的文化养分，灌注他的诗学土壤。他遍访名士，频繁交游，与罗素、哈代、泰戈尔、狄更生、曼殊斐尔等人交往颇深。尤其是和曼殊斐尔的会面，直接启迪徐志摩产生对理想美的追求，而得遇狄更生，更是促成了他“弃政从文”的人生转向，导引他步入文学的道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经典的同时，徐志摩还翻译了诸多外国名家的著作，如华兹华斯、波德莱尔、哈代的诗，曼殊斐尔及斯蒂芬的小说等。在融合中外文化方面，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纯粹的真、自由的美，被徐志摩奉为艺术的最高目标。爱和理想，则是他文学世界中的核心命题。胡适曾说，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一生的历史，便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甚至甘愿“自吻烈火”的历史。《雪花的快乐》一诗中，徐志摩自喻为“飞翔的雪花”，它仿若快乐的精灵，于字里行间灵动飞扬，传达着渴求爱情的理想。《为要寻一颗明星》里的主人公则骑着“拐腿的瞎马”，冲入绵绵的昏夜，最终倒在茫茫荒野之中。作家要寻的那颗明星，或许是爱情，也可能是人生中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明知道路艰难，前景渺茫，“虽九死其犹未悔”，追逐心中的企慕情境。徐志摩正是以浪漫的诗人气质，维护着理想本质的纯正，为他的文字增添了高远的格调。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激励作家关注社会人生
徐志摩是天生的“自然之子”。童年时代，他就喜欢在田间自在地奔跑，爱在灿烂的天光里望着云，痴痴地生出一个又一个的幻想，甚至期待化身为云，飞翔在天穹之上。在写作生涯里，他一再呼吁人们“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因为自然是一部蕴含奥妙的百科全书，人类只有沉浸其间，与它和谐相伴，才有可能锻造出一个明净鲜活的自我。
初到剑桥时，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居住在沙士顿，这是一个距离康桥六英里的小村。徐志摩每日在学校与居所之间奔波，没有机会领略康桥的风景。直到他迁往剑桥城后，才真正感受到康桥的魅力。他时常站在皇家学院桥边的树下，眺望学院建筑那古朴的轮廓，或是在晚钟撼动的黄昏，在没有遮拦的田野上，独自斜倚在软草里，静心观察星空的变化。
《雨后虹》一文说道：“我生平最纯粹可爱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科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爱教的弟子。”自然风景的和谐、单纯，敦促诗人以自然培育性灵，滋养人格，也决定了他的艺术选择。大海星空、白云流泉、空谷幽兰，构成徐志摩诗文的核心意象。大自然的瑰丽灵秀，孕育出作家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从自然的优美、宁静中，徐志摩还有了新的发现。他把秀逸的自然风光视为思想的来源，而人生悲观的病根，则是因为人中断了和自然的联系。为此，他发明了“独游主义”这个新词，推崇个体在自然间独自漫游。如在《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散文中，徐志摩多次渲染了“孤独”或是“单独”的效用。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有机会独自闲游自然，那才是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正如孩童扑入母亲的怀抱。借助“独游”，徐志摩可以让身心纯粹地融入风景，把握景物的细微神妙，等待心灵深处的神秘冲动。这是现代人的全新情感，也是作家构筑心灵世界的妙方。独游之路，便是现代人的自我发现之路，只有读懂了徐志摩的“孤独”，才能深入领会他的诗文，理解他的潇洒与轻盈。
人们往往认为，徐志摩的成就在于对抒情艺术的拓展，以及将生活灵性化的运思。甚至有人使用纯粹的“唯美主义者”或是“灵魂的冒险者”，定义他的写作，概括他的人生。实际上，这种理解可能是偏狭的。在徐志摩的思想中，“为艺术”与“为人生”并不矛盾。他写自然，也写人情，他激赏西天的云彩，还瞩目人生的百态，尤其是对社会底层民生的关注，聚合成重要的写作向度。
留学期间，作家便为异域他乡的华人呼吁人权，揭示劳苦民众的生存状态。他的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谈到了妇女传统地位、教育地位和经济地位三大问题，与时代呼吁妇女解放的主流声音形成和鸣。在宣扬新月派艺术主张的同时，徐志摩还写下了一系列关注时政民生的诗文。如小说《老李》批判农村的宗法家族制度，诗歌《灰色的人生》《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叫化活该》《盖上几张油纸》《谁知道》等，叙写了百姓在战乱和饥贫中的悲惨遭际。《庐山石工歌》还原了采石工人的劳动号子，那一波三折、激昂深沉的旋律，内蕴其间的悲壮节奏，寄寓着作家对劳工的尊重和赞美。
在国弱民贫、社会动荡的年代，徐志摩没有沉溺于孤芳自赏的狭小天地，空谈美和自由，他秉持探索的精神与理性的侠心，怀着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尽力为时代发声，鼓舞青年人去奋斗，既展露出现代文人的家国情怀，也呼应了同代作家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集体情感。
继承发扬古典诗学传统确立“中国风”的艺术旨向
异域游历的经历，熏染出徐志摩浪漫的文学气质。还应注意到，无论是在文学教育还是文艺创作上，徐志摩都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五岁起，他便入家塾开蒙，十二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古文教育。如卞之琳所说，徐志摩从小泡在诗书礼教当中，能信手写出洋洋洒洒的骈四俪六文章。扎实的古文功底，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典诗学抒情言志的传统，乃至它的象征模式、述景策略、音韵章法，对作家文学方向的确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东方自然审美观的绵长推力，使得徐志摩在散文和诗歌中倾注了大量的笔力描绘自然。他频频选取“月”“柳”“雨”“梅”“夜”“黄昏”等传统意象，深入其柔美神秘的一面，搭建充盈浓烈情绪的想象世界。作家缅想人在自然中的闲逸状态，也如古代文人一般，借助言咏自然，吐露对故土的怀恋以及精神上的漂泊感。这类意象群组本身，构成了作家对生存状况的隐喻。徐志摩颇为喜欢调用“春”“秋”意象，对应的正是古人“伤春悲秋”的传统情思。在他的诗歌创作里，包含“秋”意象的文本将近30首。他从秋色中提炼出的诗情，内蕴羁旅怀乡的幽思，兼有陶渊明那种“复得返自然”的超脱。婉约、空灵的古典美与清新、灵动的现代诗风相融，契合了诗人所追求的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与格律的谨严，骨子里透出的依旧是中国的文风。
为了抵达古典主义的审美境界，徐志摩较少观照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也无意塑造都市文明的新奇景观。偏重古典抒怀而疏于述异，彰显了文学惯习对彼时新文学作家创作心理的深刻浸染。在徐志摩这里，对古典文学“纵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学“横的移植”，可谓并行不悖。他时常将古典意境嫁接于生活现实，无论是再造而成的传统意象，还是舶来文明的新鲜符号，都与他的现代意绪平滑融合，指向人性的纯粹、审美的和谐、心灵的纯净、生命的健硕。古典的抒情传统和意象符号经由作家的情思加工，产生了新的意味，实现了“浪漫”与“古典”的统一。
恣意游历在中西文化之间，向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影响源同时开放、双向吸纳，挖掘母语的汉语特质，成为今人破译徐志摩文学密码的有效方式。作家无法把握生命的长度，却以与风云并驱的灵感，于文字间散射出生命的光泽。他笔下那朵“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水莲花，那只“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那片“恼着我的梦魂”的落叶，丰富了新文学的想象世界。他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提升了新文学的美学气质。他自觉转向文化传统，用现代思维重构传统，开辟出一条衔接传统与现代的新径。从文化传统中走向世界，遍览异域缤纷的风情，再由浪漫复归古典，以古典精神照亮当下的文学现场，这是徐志摩的选择，或许也是未来文学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