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24日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国外中国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领域，它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学者对其研究只能从一个方面展开，或者是对一些汉学家的历史中国研究成果的评判，或者是对汉学家的当代中国学研究进行评判，但无论从哪个学科或者方向进入，都必须牢记一个基本的评判原则，即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统一性原则。

　　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呢？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时非常清晰的说明了这个问题，认为在认识中国时要看到五个维度。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所指出的：“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具备这样的统一中国观，在研究中国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当代西方政治学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时，就会觉得中国并不是严格的民族国家，并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的民族国家，一些汉学家以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时就会出现问题。说明这些研究当代中国的汉学家缺乏对历史中国的理解，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是一个不断融合的历史，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在解释当代中国时要知道历史中国，脱离了对历史中国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中国的道路、制度的确和西方的不一样，但这一切有着它自身的历史与逻辑。

　　学科的分野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基本特点

　　任何汉学家在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总是从一定的学科出发，在一定的学科范围内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面对学术的中国、文化的中国、经济的中国、政治的中国，任何一位汉学家都没有力量全面把握，任何一位学者都只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来研究。这样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一定会以不同的学科成果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异常多样的学术形态。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促使西方的中国研究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种是传统汉学的语文学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研究，从语言学、历史学角度展开。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始终是传统汉学的基本任务。另一种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尽管这个方向的中国研究也有着对历史中国的关注，但已开始将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主要支撑。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开始运用到中国研究中。这样不同的学术方法开始运用于中国研究之中，从而现实对中国的考察，田野调查成为他们的基本功课。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分野也越来越大。

　　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认识的片面性也是造成国外中国研究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的中国灿烂辉煌，一些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如醉如痴，著作等身。但他们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不甚了解，甚至曲解当代中国。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在国外一些中国研究中被完全割裂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要看到，传统的血缘宗法社会在农村已经逐渐解体，与传统的儒家社会所提倡的理念大相径庭。现实中国好像再次印证西方中国研究中所谓“汉学”传统和“中国学”分离的合理性。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汉学形态”和“中国学形态”，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理解和学术方法问题，实际上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统一的中国，还是历史与现实断裂的两个中国，这是西方中国研究中历史中国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分野的根本原因。

　　对海外中国研究要有分析与鉴别

　　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我们认识、辨析并与国外研究者展开对话的出发点。在我们按照不同学科，以其区别性特点展开对域外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统一性特点，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本土学者要始终站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来审视域外的中国研究。例如，从对域外的汉学研究来说，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西藏、蒙古、新疆这些研究均不在汉学研究之中，他们大都将其放在中亚研究学科。但在中国学者展开研究时就必须纠正这一点，将西藏、蒙古、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等纳入汉学研究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学术领域中展开的对域外汉学界的研究，所使用的“汉学”概念是和西方所使用的“汉学”概念完全不同，我们的汉学概念是表示这门学问“非一族一代之学问”，是对国外整个历史中国研究的再次研究与评论。

　　同样，在我们展开对国外当代中国的研究时，也要从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出发，分析、鉴别国外的中国研究。例如，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西方学者会很自然地用“马歇尔计划”来加以比较，其实“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是完全不同的。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他们完全解释不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这些重大的新思想，这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因为，这是中国古老智慧在当代的发展，不了解历史中国是无法解释今日之中国的。

　　展开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时，是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展开的，既可以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展开，也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展开，不同的学科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知识性进展与价值判断的综合性分析是我们的基本学术路向，这一立场揭示出当代中国学术场域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是立足于中国本身的学术传统和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跨文化学术对话。中国的统一性是我们从事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而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这是我们按照不同学科展开的基本原则。有了这样的认识，当我们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时，就能以中国研究的统一性对国外的研究加以辨析，就能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对其展开研究。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将其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或“海外汉学研究”都是可以的，要遵从语言自身的习惯，可以保留两种称谓，但重要的是在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展开研究时，以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统一的学术立场去审视、评价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是做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最基本原则。每一位研究者在具体展开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时，总是从一个具体的学科出发，或者人物，或者著作，这些人物和著作要么研究的是历史中国，要么研究的是当代中国，我们对其把握和分析时，这个基本的原则一定要牢记于心。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