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2005），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后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后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实施、1978年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施、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这样一个漫长过程。他的一生历练丰富、色彩传奇，曾经担任沪杭甬铁路火车站站长、铁路工人运动领导人、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教师，也曾做过浙江陆军监狱政治犯。他于1932年在陈翰笙指引下进入经济研究领域，参加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持中共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常工作，担任《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主持新四军军政训练。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他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华北解放区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在山东根据地开展货币战并获得成功。之后，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执笔统一货币、统一财经、发行人民币等重要政策文件。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担任中央财经秘书并领导工商业调整。此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改革开放以来，创作了多部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著作，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05年7月22日，薛暮桥在京辞世，享年101岁。
薛暮桥是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从事革命理论传播、成功开展根据地建设实践、为新中国诞生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长期处于国家经济、社会、学术领导岗位。对这样一位百岁人瑞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个难度很不一般的重大课题。这关系到对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一蹴而就绝难实现。撰写这篇文章，既是为了纪念薛暮桥等前辈革命家和学者，也是为了督促自己学习、重温历史的脚步。
1904年到1952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与大革命、翻天覆地、除旧布新的历史阶段。薛暮桥身处洪流之中，首先是革命者，同时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大体经历了他漫长人生中的前五个时段：第一，在困境中成长。第二，接受革命理论，参加农村调查，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第三，参与并领导新四军的理论教育，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合作经济、金融物价、工农业生产等财政经济工作实践，从事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建设。第四，参与并领导华北解放区财经统一、货币统一、财政金融运行、工商管理、工农业生产等史无前例的工作。第五，领导并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财经、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薛暮桥年谱（1904—1952）》对薛暮桥这一时期的活动都有尽可能详尽的记录，带我们进入并理解他那不同凡响的经历。
在困境中学习和接受革命理论
薛暮桥出生于清末衰败的中国农村，15岁时因家境艰难，从师范学校肄业，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20岁，被选任火车站站长，结识众多铁路职工。1927年因领导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利用三年半牢狱生涯苦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著作，在“牢狱大学”自学成才。他将埋头学习、埋头工作的品格保持毕生。
回乡后在从事教育、编辑《民众周报》等刊物期间，他发表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1932年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社会学组主任、共产国际秘密党员陈翰笙领导下，进行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并在其指导下完成第一篇经济学作品《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之后接二连三的成果都与农村调查有关。他参与筹备以陈翰笙为首的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经陈翰笙推荐，到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讲授农村经济课，组织学生调查讨论，发起成立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4年夏至1938年10月，薛暮桥专职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开辟“农村写实”专栏，通过一村、一乡、一地、一业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1934年起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开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发表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1938年完成《经济科学常识》一书。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理论与现实结合色彩浓厚，为奠定中国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作出贡献。
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牢狱生活中自学书本得来的，另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社会生活中摸索出来的。可以说，他的经济学生涯从一开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结合。由于他的努力与贡献，1939年，陈翰笙致信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总干事爱德华·C.卡特，列出“富有才华的年轻中国人”，薛暮桥为其中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薛暮桥与夫人罗琼投入抗日宣传工作。薛暮桥编辑《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直至1938年10月向项英请缨参加新四军，从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那里，得到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的委任状。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期间，是薛暮桥经济学论文高质高产时期。之所以有此成绩，他认为答案有两种：一种是在牢狱中和出狱后认认真真下苦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另一种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严重缺乏的。
在实践中反省和加深理论认识
1938年10月，薛暮桥到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上任，后到抗大五分校、华中抗大总分校工作，至1943年，他做军队教育工作达四年多。他经受了严格的军队训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炼，接触了大量的工农干部和知识青年，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课程，并且在训练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独当一面，积累了担负领导工作的经验，成为新四军的理论宣传主将。1939年，他用三个月写成《经济学》讲义，因“触犯审查标准”被查禁。但各地继续翻印，该书版本达上百种，成为20世纪40年代国内流行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到1942年修订再版时，销量已达两万余册。同年出版了第二本教材《中国革命问题》，分析阶级斗争路线，重点部分是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
1943—1946年，薛暮桥投身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征粮和货币战，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与加深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在减租减息工作中，他主持中共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委员会，组织农村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分析根据地土地关系和农村借贷关系，总结土地问题上的革命与改良，反省以往认识上或“左”或右、宁“左”毋右的不足，领导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在征粮工作上，他通过调查和计算，改变“增产不增收”的按实产量征收为按应产量征收，按照土地数量累进征收，奖励农民加工增肥增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货币金融工作中，总结山东根据地发行与改造北海币的经验教训，检讨过去某些货币斗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货币斗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动员一切力量（如贸易局、交易所、公营商店、合作社等），粮食交易一律不许使用法币，停止法币市场流通，对外贸易以货易货，造成根据地的北海币陡增的有利形势，使人民自动拒绝法币，然后政府颁布法令，予以法律保证。通过改革公粮征收方法，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推动和引导合作社发展，特别是直接领导了对敌货币战，成功地使山东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低于周边地区和全国的水平。
通过实际参与和领导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薛暮桥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关于抗币的“物资本位”理论、关于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关于纸币流通中如何扭转“劣币驱逐良币”为“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解放区经济调控的政策等，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当时，世界上各国货币以金或银为本位，同金银完全脱钩的纸币的流通规律是经济科学的新问题。因此，1946年春，美联社记者罗尔博到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临沂访问时，对北海币一无金银、二无外汇（太平洋战争前法币曾靠英镑、美元来支持）做储备，为什么能保持物价稳定，表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薛暮桥对他说，我们的北海币有物资来做储备，在根据地金银、外汇都毫无用处，只有物资最能保证物价的稳定。并告诉他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货币发行与物价同步增长的规律。薛暮桥用三四个小时向罗尔博详细说明了这个定律后，罗尔博觉得这是一个“新发明”。薛暮桥关于货币发行的这些观念直到今日仍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1947—1948年，薛暮桥参加统一华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核心内容为统一货币发行。在一年多时间中，经历几种方案的多次酝酿。1948年4月23日，召开金融贸易会议。会上争论最多的是关于银行性质、任务、发行政策、贷款保本、标准物价、奖出限入、交通等问题，通过反复讨论获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在讨论中，薛暮桥领导山东金融工作的经验受到重视并对统一认识起到重要作用。这些认识主要包括：货币发行不与金银挂钩，首先要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其间，他先后在董必武、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起草大量相关文件。各方统一认识并具备条件后，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的基础上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前后，薛暮桥担任陈云为主任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在应对中财委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的同时，薛暮桥突出解决公私关系与合作经济、市场物价问题，参与领导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在推进城乡交流、调整公私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对于薛暮桥在理论与实践中创造性的艰辛探索，高等院校师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课、作报告，并被聘任讲授相关课程。
通过总结经验丰富完善经济思想
《薛暮桥年谱（1904—1952）》上卷所反映的时间段，处于薛暮桥认识与实践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理论与实践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经济问题，也包括革命战争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有鉴于薛暮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上的创造性贡献，研究他的生平与著作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是薛暮桥的第一篇经济学作品。此后接二连三的成果都与农村调查结缘，如《浙江省的二五减租》《铜山县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萧县长安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桂林六塘的劳动市场》《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广西苍梧农村——三乡八个村庄视察记》等。在参与筹备、后专职主持以陈翰笙为首的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后，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论战中，薛暮桥进一步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仅从以下题目也可看出在这场论战中薛暮桥文章浓厚的理论色彩和鲜明的革命指向。如1935年的《土地施用形态问题的分析》《关于雇役制的商榷》《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检讨》《农业经营中的劳动问题和资本问题》《答复古楳先生〈一封公开讨论农村经济问题的信〉》《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答》《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937年的《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怎样研究地租问题》《殖民地农村经济底特质》《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社会形式发展史》《什么叫做半封建社会》《乡村建设工作的新动向》《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农产丰收”的实际意义》；1946年的《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怎样“助成地方自治”？怎样“促兴社会生产”？》《中国现阶段的租佃关系》《中国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农村合作运动与农产统制》等。
这些作品的内容深入浅出，既有助于在理论方面答疑解惑，又便于在实践中指导工作，体现出薛暮桥研究经济学的起点就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针对中国实际问题而研究、富有创造性的特点。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辩论，表明了作者对当时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的内因的认识。这是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中国东部，经济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坚定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有力响应和支持。
全面抗战爆发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方式由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办法转变为减租减息的改良方式。薛暮桥反思以往工作中的不足，检讨过去的“关门主张”和“盲动主义的恶劣传统”，认为“白区乡村工作的没有成绩，不能够在白区乡村中保存并发展党组织，那就只能承认由于主观的策略的错误”，“我们对下列几个问题有错误认识”：1.无条件地反对改良，反对妥协，因而拒绝任何改良运动，拒绝到任何改良主义团体中去工作。2.不善于利用甚至不愿利用合法斗争和合法组织形式，更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配合。3.不善于利用甚至不愿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为利用矛盾就是帮助敌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4.不了解、不承认改良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不主张到改良主义团体中去争取群众。为了纠正这些缺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后，《中国农村》广泛宣传二五减租。他在《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报告中说，“我确定地认为过去无条件地反对二五减租口号，不去积极宣传二五减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与反对减租运动同样错误的是反对参加乡村改良运动”。他就此写作了《抗战爆发后的乡村工作》《经验主义和公式主义》《农村组织》《抗战时期的合作事业》《改革乡村政治》《改善农民生活》《发动农民抗战》《乡村工作的民主与独裁》《怎样取得国际援助》《如何动员农民》《从抗战四个月中所得到的教训》《抗战中的农民问题》《怎样开展内地工作》《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不怕困难 不求痛快》《经济科学常识》等。
这些成果表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探索、勇于反思，是薛暮桥坚持真理、忠贞理想的一贯作风。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都在变革中发展并趋于成熟。
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前后，薛暮桥全面应对解放区与全国错综复杂的经济工作，需要领导多种经济成分、正确处理多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财政金融的统一与平衡、货币发行、城乡交流等，大量实际需求使经济工作面临更加宏观的经济问题；同时，在处理公私关系、合作经济等方面，也有大量微观问题需要解决。多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问题。1946年，他编辑和写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书，对新民主主义政治下的经济特点作了深入剖析，受到各方面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作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不仅要应对全面工作，而且要重点解决私营企业的生产发展问题。正如1950年1月他在清华大学的报告中所说的，今天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还欢迎资产阶级增加生产，扩大活动范围；目前失业工人正等待着工作，多开工厂就可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客观上对人民有利，因此不应反对；如果不管生产，仅仅注意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虽然对无产阶级目前的局部利益有些好处，但生产减少，工厂倒闭，则不但对资产阶级不利，对无产阶级也不利。
为了处理与改善公私关系，打开产品销路，1950年5月，薛暮桥在陈云、薄一波的领导下，主持中财委召集的以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并请部分资本家参加。会后应资本家要求，卖不掉的日用工业品由政府收购，而且在农村通过供销合作社已掌握绝大部分农产原料的基础上建立加工订货制度。除加工、订货以外，还发放贷款、收购成品，召开全国性专业会议（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百货产销、煤炭产销、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复制印染、卷烟工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拟定各业公私分工原则及产销计划，在税收、经营范围与价格等方面，调整了工商业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也调整了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政府一方面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暂时困难，另一方面使其“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事后他总结说：实践证明，生产过剩是暂时现象，只要恢复十二年战争所破坏的城乡物资交流，工业品和农产品都是可以找到销路的。
关于合作经济，薛暮桥总结历史经验，1950年4月在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华北各地合作社业务会议上就合作社方针指出，为什么一定要组织合作社，因为国营经济只占5%，小生产者经济占90%。如果90%的小生产者破落，农业生产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则国营经济要粮食无粮食，要原料无原料，国营工厂生产了纱布百货，卖不出去。我们过去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发展了。主要原因是：单纯盈利思想始终未能克服；国家经济领导力量薄弱；合作社非常分散，无法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1948年提出合作社的新方针，限制分红，并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帮助，建立了各级合作总社。改变方向后，出现了华北的合作社“太国家化了”，“干部很多，社员不多”等新问题。薛暮桥及时指出，停止资金分红并不等于不要群众资金，我们应该把游资吸收到合作社，周转起来。报告提出，在方针政策上，要检讨：过去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要认识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一方面要接受国家领导，一方面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力量，把重心放在群众上面；检讨价格政策，保障社员群众的利益。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薛暮桥的这些思想，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对于丰富与完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重新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仍有启迪意义。薛暮桥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其中的重要构成。
《薛暮桥年谱（1904—1952）》一书翔实地记录了薛暮桥的前半生。从这部著作中，读者一方面可以阅读到薛暮桥撰写的大量文章。另一方面，由于《年谱》内容丰富而准确，读者也可像学习大历史中的小百科一样汲取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创造性结合的开拓者，薛暮桥绝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国经济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实践。薛暮桥曾说：“搞政治经济学，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二是不当‘风派’。”这也是他自己一生严谨克己、勤勉治学的真实写照。
（本文系《薛暮桥年谱（1904—1952）》读后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