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原来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扭转资金脱实向虚，助力宏观经济稳增长。

　　虚拟经济低压流入  实体经济高压挤出

　　资金的脱实向虚，是指在经济运行中，大量资金跳过实体产业，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从而引发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化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

　　第一，过多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内部的自我循环是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的直接原因。虚拟经济可以向实体经济提供资本和服务，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产生利润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自身提供资本和服务，绕开实体经济，依靠虚拟资产价格上升获得资本增值，形成虚拟经济内部的自我循环，即以金融资产名义价值变动所带来的利差（“用钱生钱”）。

　　第二，金融市场中资本的逐利性是资金脱实向虚的内在动因。根据“投资替代”理论，当虚拟经济的回报率高于实体经济时，资本大量流入虚拟经济，加剧资金在虚拟经济内部的自我循环。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能够提升的产品附加值非常有限；同时，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性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制造业投资回报偏低；而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实体经济利润率进一步下滑。在金融投资收益率较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更高时，实体企业也可能出现金融化趋势，进而加速资金从实体经济抽离。

　　第三，超量货币供给是资金脱实向虚的外部推力。伴随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广义货币发行常年处于高位，新发行的货币在高利润率的吸引下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推高了金融资产的名义价格，以及虚拟经济资金回报率。加之微观主体更多关注名义资金回报率，大量资金被滞留于虚拟经济内部进行寻租活动。

　　由此，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流动性资金形成了一低一高两个“压力区”。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传导至虚拟经济，大量资金在泡沫化资产价格和高利润率的吸引下进入虚拟经济，并滞留在其内部绕过实体经济形成自我循环。一方面，虚拟经济无法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增量，必须依靠持续扩张金融资产规模、提高资产价格来获得收益，形成了对资金流入的“低压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成本高企、投资回报率下降、经营风险加大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多重挤压下，形成了对资金流入的“高压区”，导致出现货币政策越宽松、实体经济资金流出越严重的“怪圈”。

　　脱实向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正是在上述机制作用下，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不利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第一，虚拟经济的资金虹吸效应，导致实体投资的资金被严重挤占和压缩。201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达16.17万亿，其中仅房地产贷款就达到6.45万亿，其贷款额度占到新增贷款总额的39.9%。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虹吸效应，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占比中仅10多家银行就占总体利润的近一半即可见一斑。

　　第二，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资金空转”，淡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与功能。近几年，我国一直持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8年广义货币（M2）余额182.6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国有大型银行从央行获得低成本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同业存贷款进入到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中。而实体经济中的相关企业由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问题，其微薄利润根本无法储备实现价值链攀升所需的技术创新资本、品牌塑造资本，以及人力培育资本，而这些才是筑牢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劳动力脱实向虚的迹象初现，给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隐忧。近年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低迷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的择业意愿带来较大影响。我国应届毕业生从传统行业转向金融或新型互联网行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部门“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从人力资本的走向来看，2017届我国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6.6个百分点。制造业劳动力短缺虽然加速了其生产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步伐，但训练有素的技能型劳动力始终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企业对于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不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

　　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为了扭转资金脱实向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做到双管齐下、共同发力。

　　第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建立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体产业体系。如果我国当前面临的传统产业升级乏力、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结构性产能过剩、制造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等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扭转，即使有大量流动性资金的涌入，也只会加重结构性产能过剩。因此，我国必须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产能清退，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在事关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领域，推动创建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产业体系的去旧换新。

　　第二，遏制非正常向虚的资金，让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的核心功能。近年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部分银行同业、理财、表外业务是助推资金脱实向虚的主要领域，要加大对这些领域的金融监管力度，坚决遏制银行的套利行为和各种逃避金融监管的违规行为，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同时，切实保障服务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优先满足制造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资金需求，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第三，利用新技术手段，降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接领域，降低金融部门与制造业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金融资源错配。通过“互联网+”，在资金供给端，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控制金融行业杠杆率，挤掉虚拟经济泡沫；在资金获取端，强化企业征信建设，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实现精准服务。

　　第四，扎实推进减税降费，缓解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企业成本负担。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制造业企业收入占全部企业收入总额的12%，而利润仅占利润总额的7%；美国对应的数值分别是88%和93%。除了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外，制造业低利润与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尤其是税费压力不无关系。为此，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降低增值税税率，落实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使制造业企业更专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不断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

　　第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2012—2016年，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增速一度持续下降，而近两年来，随着地方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逐渐恢复。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长8.7％，比去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率达到10.3％。为此，要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给所有经营主体营造更加法治、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市场，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门槛和管制，真正提振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和积极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有效性研究”（18BJY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