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制造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选择。

　　全面认识工业绿色转型现状 

　　我国传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石化和造纸等行业。上述行业普遍具有显著的碳密集特征，且创新惰性强，对规模和成本优势高度依赖，面临着“碳锁定”和“价值链低端锁定”同时并存的“双重锁定”现状。前者反映传统制造业发展范式上的碳基路径依赖特征，后者是指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和竞争力普遍较低。

　　如果从全球绿色治理主导权竞争的层面来看，目前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了从“末端治理”到“预防治理”的转变，以气候谈判、碳排放标准制定、碳关税等为手段的绿色制衡机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此外，“科技霸权主义”以及逆经济全球化等局面的出现，也加大了我国引入先进制造技术的困难。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进程中，不仅要解决其内部产业升级阻滞问题（特别是在“保就业”“稳增长”与绿色创新成本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还要面对严峻的外部竞争。

　　传统制造业“高碳化”与“低端化”双重锁定，分别折射了经济投入过程的高生态成本和终端产出的低竞争力特征，具有较强的演化惯性和超稳定结构。应清醒认识到，制造业绿色转型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系统性变革，需要绿色技术生态、经济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协同演进。从体系化治理的逻辑出发，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图景最终指向高质量发展，其两个目标实质上均是从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的攀升过程，亦是推动传统制造产业向新型工业化转型的过程。

　　塑造零碳市场产业竞争力 

　　探索构建基于“双元解锁”价值导向的转型政策框架——以塑造零碳市场趋势下的产业竞争力为根本任务，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碳减排路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相契合，统筹实现“碳解锁”和“价值链解锁”的双重目标。

　　着眼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强化绿色转型政策的战略协同。一方面，要强化转型治理政策的战略导向性，把握全球绿色科技变革与价值链重构趋势下的产业发展主动权，提升传统制造业绿色价值链竞争能力，加快推动由“超大规模产业链”向“绿色全产业链”转型。另一方面，应注重转型治理政策设计的协同性，强化绿色财税金融支持政策、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和“碳排放双控”政策之间的有机融合，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化绿色价值实现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制造业要素配置的利碳化导向。

　　以“数实融合”为主线，聚力打造绿色转型新引擎。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对此，一是要以场景化为核心推动数实融合战略布局，针对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统筹制定具有细分行业技术特性的“智改数转”实施方案。二是优化“数实融合”激励政策，建立以第三方评估为基础的奖补机制，创新金融资源投入方式，全面提高基于核心业务和关键工序的数字化装备应用比例。三是进一步推动工业互联网提档升级，探索构建分类（产业链特征）、分级（技术特征）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全面赋能体系，培育更多可复制可拓展的数字化应用服务产品。四是鼓励支持培育数字人才，提升数字技术工程师、数字经济工程师、数字管理工程师等急需人才的供给能力。

　　瞄准重点行业领域，加大碳中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明确提出要实施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突破行动，促进高碳工业流程的零碳和低碳再造。坚持立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利用我国在创新资源集聚和配置方面的独特体制优势，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者的作用，以大院大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为载体，围绕前沿技术领域强化基础研究。此外，要抓住当前全球绿色技术创新竞争格局深度变革的机会窗口，坚持自主研发与国际科技合作并行，即“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从更高水平上保障和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双重锁定情景下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阻滞与突破路径研究”(19BJL0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合肥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