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央权力得以下达贯彻，离不开军事政治体制的保障。对此，孟宪实先后作《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官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进行讨论，证明从长寿元年（692）唐朝在四镇驻兵以后开始，于阗镇守军与安西四镇节度使作为新的军镇系统后来居上，从权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来毗沙都督府与安西都护府的羁縻体制，改变了西域的军事格局，使军镇化成为发展方向。

　　任何地区的稳定统治，离不开有力的军事管辖，也离不开有序的经济治理。那么，在军镇体制下，唐代于阗地区的经济活动如何有序开展？学者们从人博和田文书的记载中找到了诸多答案。如税收系统，于阗镇守军在当地征税，并不依靠于阗的王官系统，而是可以直接向当地百姓征纳。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通过分析GXW0062、GXW0065等文书，找到了征税的基础，即于阗镇守军已切实掌握当地百姓户数和男丁的统计信息。丁俊《于阗镇守军征税系统初探》进一步证实，于阗镇守军内部的征税系统十分严密且完善，在管理上逐层对应，任务明晰，事务繁复，从而承担起自主供军的功能。通过孙炳晗《安史之乱后于阗地区征税体系研究》，我们得知，在安史之乱后，即便镇守军与中央的联系中断，无法获得中央供给，但凭借“国—州—乡—村”的严密体系，依靠当地获取的物资支持，仍坚持到吐蕃占领时期。

　　又如，作为税收制度的一种，“税粮”制度于传世典籍缺载，现因人博和田文书得以显现。丁俊通过GXW0166r《唐某年杰谢镇状为大历十七年当镇应管仓粮破用等事》及背面的粮账文书，探讨了于阗地区公粮发放的对象、标准，认为给粮对象为行官，标准为每人每大月一石粟（或小麦、青麦）。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集中于2022年庆昭荣、荣新江共同完成的系列文章《和田出土大历建中年间税粮相关文书考释》《和田出土唐贞元年间杰谢税粮及相关文书考释》《唐代碛西“税粮”制度钩沉》，论证了安史之乱前，于阗的税粮征收已初具雏形，首要用途是通过向百姓征收粮食补充军粮；到安史之乱后期，因百姓负担加重，税粮拖欠加剧，也会采用以钱折纳的措施进行征收。

　　税收之外，水利营田、民间契约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面相。刘子凡《杰谢营田与水利——和田新出〈作状为和田作等用水浇溉事〉研究》认为，“在于阗当地特殊的军政体制下，杰谢作承担了水利管理者的角色，反映出于阗镇守军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民政事务的管理中”。丁俊《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利用GXW0038等10余件于阗契约文书，证明了于阗契与高昌契、西州契在内容上的延用关系，并揭示出其自身特色，即防范性条款的完善和苛刻。

　　“钱”与“帛”作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备受学者关注。段晴、李建强《钱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解析》，毕波《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氎》等，虽具体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在方法上均结合汉文文书与于阗语文书进行讨论。

　　和田地区是目前所见西域汉语文书出土地的最西端，这不仅体现了唐代于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证明了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人博和田文书，大多数虽残破严重，但还是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即关注到两部书法名帖传播至于阗地区的状况，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路径和影响；陈丽芳《唐代于阗的童蒙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文书为中心》一文，则将视角转至孩童的启蒙教育，揭示汉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而刘子凡《唐代书信缄封考——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则通过GXW0199等几件带有直封封皮的书信，回溯唐代书信缄封方式；段真子《汉籍抄本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为中心》对目前整理出的汉文典籍文书进行梳理，展现汉文化在于阗的传播规模。

　　人博和田文书虽收藏一地，但经荣新江初步判断，在内容上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和田文书有一定关联，同时和斯坦因、彼得罗夫斯基、斯文赫定等所得英、俄、瑞典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彼此相关。这些散藏海内外的300余件和田文书，已由荣新江整理出版于《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与此同时，人博和田文书的整理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现有材料，孟宪实已勾勒出于阗在唐代贞观时期、四镇前期、四镇后期、“后安史之乱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历史面貌。相信随着更多历史信息的涌现，这些文书在于阗史研究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于阗的历史亦会更加立体、丰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研究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