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欧基夫（John O’Keefe）基于信息处理机制的电生理技术，发现了大脑海马的位置细胞（place cells），在无外部经验或物质对象信息输入的情况下能建立其位置野（place fields），由此建构起海马认知地图理论。他认为，三维欧氏空间量度概念是心灵施于经验的先天形式，表征一种综合而又连续统一的空间概念，是大脑感知经验对象及其运动的先决条件。基于这种先决条件，欧基夫根据生理学实验结果解释了动物有机体如何形成依赖语境的记忆（context-dependent memory），特别是长时段记忆（long-term memory）形成的神经机制。他指出，海马是神经记忆系统的核仁，提供了一种客观的空间框架，使有机体所经历的事件和物件都能得以相互关联并加以安置储存。这里的“客观的空间框架”指明了，动物有机体在处理环境信息前就固有了一种空间的认知地图。这为揭示人类记忆的先验维度提供了帮助。
海马认知地图同康德哲学存在共鸣
海马认知地图的基本特征是：基于海马位置细胞的神经结构；绝对先验的空间表征形式；先天的欧氏空间度量机制；形成了语境记忆并促成长时段记忆的空间形式。欧基夫对绝对先验作出了两点解释。第一，这种先验主要指出动物有机体能够凭借其固有的生物基因信息，在大脑中产生一种关于空间认知的表征形式。第二，这种先验正如康德所理解的那样，是指一种先于经验并先天存在于大脑中的空间表征形式，纯属于一种先天法则。因此，欧基夫认为，绝对空间概念源自相对空间概念或外部经验的哲学立场是错误的。
欧基夫认为，人类记忆系统的形成是围绕人类大脑海马为中心的，而不是围绕大脑颅顶部位（the parietal area）为中心的——海马认知地图是破解人类记忆神经机制的关键。人类大脑记忆系统遵循海马认知地图的神经机制。任何信息进入人类大脑都要经过海马认知地图的储存、排列、平衡、分析，并以其特定的形式得以保存。即使现有研究表明海马并不是单独完成空间认知地图的，但离开海马也不能形成长时段记忆。欧基夫认为，人类大脑中的空间系统，为人类的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提供了基础。人类记忆机制的形成，有赖于海马认知地图所提供的空间框架。此外，欧基夫认为，人类大脑海马还有语义认知地图，位于海马左部，而空间认知地图则是在海马右部。人类记忆中关于非物理的语义认知地图，同样具有物理空间认知地图所具有的先验特性及其功能。人类大脑海马右部的空间认知地图与左部的语义认知地图统一起来，就会构成人们通常称之为情景和叙述的长时段的语境记忆的基础。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空间和时间作为先天感性形式，是一切知识形成的先决条件。欧基夫认为，认知地图为康德的某些理念提供了证明。他基于所发现的位置细胞上所建构起来的海马认知地图理论，被看成是康德所言的先验空间感性形式的科学解释，由此来理解人类大脑记忆的形成机制。显然，这种记忆形成机制的解释蕴含了一种先验维度。大脑海马中被称作情境系统（the locale system）的神经网络能为人类记忆过程提供一种先天（innate）的空间框架，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天法则，以便为大脑海马中被称作类别系统（the taxon system）的神经网络提供一种时空语境信息，使其对各种外源事件或情景进行语境式记忆，以促成长时段记忆的形成。这对于人类记忆源自于外源信息输入而形成的同一理论和因果理论来说，却提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哲学洞见。
哲学史中关于记忆的洞见
从哲学史上看，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把记忆看成“蜡版”（the block of wax），亚里士多德在《论记忆》中把记忆看成“盖印”，弗洛伊德认为记忆是“记录板”（mystic writing pad），奥古斯丁把记忆比喻为“内在宫殿”（the inner hall）。在近现代思想中较早提出记忆因果理论的哲学家是休谟，他认为记忆是对原始经验之印象的重历（re-experance）。后来，罗素根据萨门（Richard Semon）从生物学研究中提出的记忆“痕迹”（engrams）理论，继承了休谟的观点，并较为系统地对记忆因果理论作出论证。他基于对记忆痕迹的经验分析，把记忆看成一种对过去事件进行因果关联的心理现象。
这种因果理论影响巨大，虽然皮亚杰通过心理学实验发现记忆蕴含人类对经验事件进行调适与同化的可变图式（scheme），开始揭示大脑学习中存有某种固有的认知框架，但是他没有证明大脑中存在着欧氏空间量度的固有性，即还无法解释这种认知框架的来源。后来，胡塞尔现象学对描述心理学所提供的意识意向关系的理解，揭示出记忆是知觉独特的变异。知觉在信念的（也是原初的）模式中有着知觉外观（一种原初外观）。在记忆这一边，出现了相应的与想象信念一起的想象外观，但他也无法说明“想象外观”产生的根源。
可以说，皮亚杰所说的“认知框架”与胡塞尔所说的“想象外观”都已触及人类记忆中所固有的东西。他们试图说明记忆的形成并不是由外部经验或对象所生发出来的反应结果，相反是外部经验或对象得以生发成形的主动条件。但是，他们只是通过对人类记忆经验的考察，猜测出记忆所具有的主动性条件。
拓宽理解人类记忆的途径
当代记忆哲学研究者贝内克（Sven Bernecker）认为，从现有的记忆研究上看，记忆因果理论依然具有较强的辩护能力，因为其能够“对记忆机制提供一种更深更宽的解释”。他把这种解释看成一种以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来阐述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的内涵，并由此与记忆重演记号（memory retrieval cues）构成记忆形成的神经机制的说明。他认为，只有当记忆痕迹与记忆重演记号联结成为足够的有效条件时，其中，如果记忆痕迹至少是一种不够有效但又非多余的联结因素的话，那么这种似要记忆的状态才算记忆。但他又认为，因果关联的空间位置是无关紧要的，而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记忆痕迹所获得的过去表征及其回流结果。从物理描述上看，他把记忆痕迹看成一种由物理神经生理处理过程所生发出来的心理现象，在性质上又不同于物理现象；从心理描述上看，他把记忆痕迹看成倾向性信念或下信念状态（dispositional beliefs or subdoxastic states），取决于其是否存有概念或非概念的内容。他把记忆看成一种要记住某事的心理事件，基于记忆痕迹的因果关联，从一种关于过去的外在论（pastist externalism）上来阐述记忆的依赖语境（context-dependency）。然后，从哲学上规定记忆形成的各种经验条件。
但是，欧基夫只是把记忆痕迹看成信息的表征方式，而不是记忆的形成方式。他认为，所有这些“痕迹”是在类别系统的概念储存中构成短时间的记忆活跃，但以这种方式储存信息的最终命运取决于记忆的主动控制处理。而这个“主动控制处理”就是指基于情境系统提供一种空间框架能在类别系统与情境系统的交互作用中取得其效果回路（retrieval）——使信息回流，抵抗消逝，但这并不是通过扩大类别系统的容量体积，而是通过情境系统中的空间置位和移位，从而使短时段记忆解码为长时段记忆。因此，记忆痕迹并不是人类记忆形成的关键，而其关键是情境系统中所固有的空间框架或先天法则所建构的认知地图。
这样，如果从科学上证明了人类大脑海马中固有一种认知地图，那么从哲学上来理解人类记忆的途径就被拓宽了。这至少可以打破以记忆痕迹为中心的记忆因果理论的解释框架，使人们再次进入康德主义的解释框架中，重新审视人类记忆的先验维度何以可能的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
